义成侯相，晋孝武立。万年令，汉旧名，属冯翊。
冯翊太守，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塞国，二年，更名为河上郡。九年罢，复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左内史。太初元年，更名。三辅流民出襄阳，文帝元嘉六年立，则何志应有而无。治襄阳。今治鄀。领县三，〔疑〕户二千七十八，口五千三百二十一。
鄀县令，汉旧县，属南郡，作“若”字。《晋太康地志》作“鄀”。《永初郡国》及何志属襄阳，徐属此。
高陆令，《晋太康地志》属京兆。《永初郡国》、何志并无，孝武大明元年复立。
南天水太守〔天水郡别见〕，徐志本西戎流寓。今治岩州。《永初郡国》、何志并无，当是何志后所立。又有冀县〔汉旧名〕，孝武大明元年省。领县四，户六百八十七，口三千一百二十二。
根据提供的《宋书》卷三十七志第二十七州郡三的内容，以下是逐句的翻译和注释：
义成侯相，晋孝武立。万年令，汉旧名属冯翊。
译文： 义成侯相是因晋孝武帝而设立。万年县令，曾是汉代的旧名且属于冯翊郡。
注释： “义成侯相”可能是指某个地方官职的名称。“晋孝武帝”指的是东晋的皇帝司马曜，他在此时期设立了相关的地方官位。“万年令”则是指一个县的行政长官，其辖区在当时被称为“万年”。”汉旧名”意味着这个县或地区曾经是汉朝的一个地名。”属冯翊”说明这个县隶属于当时的一个行政区划——冯翊郡。
冯翊太守，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塞国，二年，更名为河上郡。九年罢，复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左内史。太初元年，更名。
译文： 冯翊太守原本是秦朝的内史。在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它属于塞国。在二年，它被改名为河上郡。九年后撤销了，之后又恢复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它被分成了左内史。太初元年，再次改名。
注释： “故秦内史”指的是秦朝时期的内史一职，通常负责监察和管理省内事务。”高帝元年”表明该地在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的最初年份被纳入塞国的版图。“河上郡”可能是后来因某种原因改回的名字。”九年罢”表示该地在九年后被撤销。“复为内史”表明撤销后该地区又恢复了原来的行政级别——内史。“武帝建元六年”指的是汉武帝刘彻的第一个年号，即建元六年。“分为左内史”意味着在这一年，该郡被划分为左内史的一部分。”太初元年”指的是汉武帝的第三个年号。“更名”则是指对之前名称的更改。
三辅流民出襄阳，文帝元嘉六年立，则何志应有而无治襄阳。今治鄀领县三，户二千七十八口五千三百二十一。
译文： 三辅地区的流民迁移到了襄阳。在文帝元嘉六年（公元439年）成立了，但关于它的记录在何志中没有。现在该地位于鄀县，有三个县组成，有二千七十八户，五千三百二十一人。
注释： “三辅流民”指的是古代三辅地区即京兆、冯翊和扶风等地的居民向其他地方的迁移。“出襄阳”表明这些流民从襄阳出发。“文帝元嘉六年”提到的“何志”可能是指一种文献记录，但在此文中并未详述。“治鄀”表明现在的行政中心是鄀县。“领县三，户二千七十八口五千三百二十一”描述了目前的行政区域及人口情况。这里的“三县”指的是鄀县及其下辖的三个县级行政单位。“二千七十八户”表示有二千零七十八个家庭。“五千三百二十一人”则是五千零三十二个人（包括男性和女性）。
鄀县令，汉旧县属南郡，作“若”字。《晋太康地志》作“鄀”。《永初郡国》及何志属襄阳，徐属此。
译文： 鄀县令曾是一个汉旧县，属于南郡。这个县的名字被写成了“若”。《晋太康地志》将其记载为“鄀”。《永初郡国》和何志将它归属于襄阳，徐志则认为它属于此。
注释： “鄀县令”是指当时鄀县的行政负责人。“汉旧县”表明这是一个汉朝时期的旧有县名。“属南郡”说明这个县曾属于南郡。“作‘若’字”，这可能表示这个县的名字被写作或解释为“若”。《晋太康地志》是西晋时期的地理志书，作者不详。“鄀”可能是一个误写或是另一个名字。“《永初郡国》及何志属襄阳”说明了在《永初郡国》一书中以及何志书中，这个县都与襄阳有所关联。而“徐属此”，则可能表示徐志认为这个县属于徐这个地方或区域。
高陆令，《晋太康地志》属京兆。《永初郡国》、何志并无，孝武大明元年复立。
译文： 高陆令的职位曾在《晋太康地志》中属于京兆。但在《永初郡国》和何志中并没有记录，但在孝武大明元年得到了恢复。
注释： “高陆令”是指当时高陆县的行政长官。“《晋太康地志》属京兆”表明在《晋太康地志》中有一个与京兆相关的记载。“《永初郡国》、何志并无”指出在《永初郡国》一书以及何志中并未找到这个县的相关记录。“孝武大明元年复立”指的是在孝武帝的大明元年（公元457年），这个职位重新被设置。
这段历史记载展示了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地方治理和政治变迁。每个朝代都有其特定的政治结构和行政区划，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通过这些文字，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到各个时期的行政设置，还能窥见当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