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徐爱问：“先儒讨论《六经》，认为《春秋》是史书。而史书专门记载历史事件，恐怕和其他《五经》的体例宗旨稍有出入。”
先生说：“从记事方面讲叫‘史’，从论道方面讲叫‘经’。事实是天理的表现，天理表现为事实。所以《春秋》也是经，《五经》也是史。《易》是伏羲氏时的史，《尚书》是尧、舜以后的史，《礼》《乐》是夏、商、周三代时的史。他们记述的事相同，弘扬的道相同，哪里有所谓的不同呢？”
《传习录·卷上·徐爱录》是明代思想家王守仁（阳明）的著作之一，也是《王阳明全集》中的一部分。这部作品主要记录了王守仁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关于”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理论。
在《传习录·徐爱录》中，王守仁讨论了许多哲学问题，包括对”理”与”气”、”知”与”行”的关系的看法，以及如何将道德修养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问题。他强调知行合一的重要性，认为知识应该转化为行动，而行动则应基于内心的良知。这种思想对于理解个体行为的动机和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道德教育和个人修养方面。
《传习录》还反映了王阳明对当时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深刻洞察，包括对贫富悬殊、官员腐败等问题的批评。这些讨论不仅体现了王守仁的思想深度，也展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传习录·徐爱录》是一部具有重要哲学和文化价值的作品，它不仅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深度，也为理解和分析中国古代哲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包牺氏，即伏羲。在神话中，伏羲养牺牲以足庖厨，故又有是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