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书云:“上蔡尝问天下何思何虑。伊川云:‘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在学者功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须识得‘何思何虑’底气象,一并看为是。若不识得这气象,便有正与助长之病;若认得‘何思何虑’,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堕于‘无’也。须是不滞于‘有’,不堕于‘无’,然乎否也?”
所论亦相去不远矣,只是契悟未尽。上蔡之问,与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与孔子《系辞》原旨稍有不同。《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故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云“殊途”,云“百虑”,则岂谓无思无虑邪?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故明道云:“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虑”正是工夫。在圣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学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验看了,所以有“发得太早”之说。既而云“却好用功”,则已自觉其前言之有未尽矣。濂溪主静之论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虽已不为无见,然亦未免尚有两事也。
传习录 · 卷中 · 答周道通书 · 二
译文
信中说:“谢良佐曾经问‘天下何思何虑’。程颐先生说:‘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此之于学者而言,固然是‘必有事焉而勿忘’,但也必须明白‘何思何虑’的景象,并放在一块看才对。如果不明白这种景象,就会有拔苗助长的弊端;可若是只知‘何思何虑’,却忘记了‘必有事焉’,恐怕又会堕入虚无。必须既不滞于有,又不堕于无,这样说对吗?”
你这样说基本上正确,只是深度还不够。谢良佐与程颐的对话,也只是他们两个人的意思,与孔子《易经·系辞传》上说的宗旨稍稍有别。《系辞》上说“何思何虑”是说所思索考虑的只是一个天理,没有别的思虑,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思虑。所以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说“殊途”,说“百虑”,岂是在说“无思无虑”?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只有一个,还有别的可思虑的吗?天理原本就是寂静而无所变化的,感应后就能通达的。学者用功,即使有千思千虑,但也只是要恢复心体的本原而已,并非用自己的意志去安排思索出来的。所以程颢说:“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若用私意去安排思考,就是自私弄智。“何思何虑”正是做学问的功夫。在圣人身上是自然而然的;在学生身上必须下工夫去做到。程颐却把它看做功夫的效果,所以才会说出“发得太早”的话来。紧接着他又说“却好用功”,则是他自己已经觉察到前边所说的话尚有欠缺。周敦颐的“主静”说也是这个意思。现在你的看法,虽然有点见地,但仍不免把功夫当两回事看待了。
介绍
《传习录》是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的代表作之一,分为四卷。其中第二卷名为《答周道通书》,主要讨论了关于“知行合一”的问题。
在这个部分,王守仁阐述了他对知行关系的看法。他认为,知与行是不可分割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知识。他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认为在实践中可以检验和深化对知识的理解。
在《答周道通书》中,王守仁还提到了“致良知”的理念。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一颗“良知之心”,即天生就具有的道德判断力。只要我们能够认识并遵循良知,就能实现道德的完善。
王守仁还提出了“格物致知”的观点。他认为,通过观察和思考事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从而实现知识的积累和提升。
《传习录 · 卷中 · 答周道通书 · 二》是一本探讨知行合一、良知与格物致知的重要文献,对于理解王守仁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注解
上蔡,指谢良佐(1050—1103),字显道,今河南上蔡人,北宋学者,师从于二程,世称上蔡先生。
《周易·系辞下》第五章:“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