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光曰：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殽；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以为曲私欺罔之资也。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己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斯为善治狱矣；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产，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或者亲贵虽不能而任职，疏贱虽贤才而见遗；所喜所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录，询谋于人，则毁誉相半而不能决；考求于迹，则文具实亡而不能察。虽复为之善法，繁其条目，谨其簿书，安能得其真哉！
资治通鉴 · 卷七十三 · 魏纪五
臣司马光曰：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然而，能够识别人才的方法，是圣贤们也感到难以做到的。因此，我们通过考察毁誉来了解人才，往往会看到爱与憎相互竞争，善恶混杂不清；我们根据政绩考核，则会发现狡猾欺诈的人层出不穷，真伪难辨。总而言之，关键在于做到至公无私、明察秋毫而已。作为领导者，如果能做到至公无私，那么下属的能力优劣就会在明察中清晰可见，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逃避的了。如果做不到至公无私，那么考核官员的办法，反而可能成为歪曲私情欺上瞒下的借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公正无私的人心中自有一把尺子，而通过政绩考核所得到的记载，不过是外在的痕迹。如果我们的内心不能公正无私，那么通过考察他人的事迹来评定他们的能力，岂不是很难达到公正吗！作为领导，如果能不以亲疏贵贱的不同标准来影响自己的心志，不将喜怒好恶干扰到自己的判断，想要了解治理经书的学者，就应该看他记诵广博、学问渊博，讲论精深，这才算是真正懂得治理经书之道；想要了解治理法律的学者，就应该看他曲解人情、掩盖真实，不冤枉任何一个人，这才算是真正懂得治理法律之道；想要了解治理财政的学者，就应该看他仓库充实、百姓富足，这也算是真正懂得治理财政之道；想要了解治理军队的学者，就应该看他战胜敌人、攻取城池，使敌人畏惧服从，这也算是真正懂得治理军队之道。至于其他百官，也都应如此。虽然我们在听取别人的意见后作出决策，但最终的判断还是在自己，虽然我们通过对事迹的考求来辨别是非，但心中的判断还是在自己。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实际情况，斟酌其适宜之处，这种精细程度，不是用言语可以表述的，也不是文字能记录下来的。怎能事先为这些制度制定出详尽的规定，然后全部委托给有关部门去执行呢？有些人尽管是亲贵身份，却不能胜任工作，即使有贤才被遗漏，即使是疏贱之人，也有他们的闪光点和优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会毁掉一个官位而不让他离去；愤怒和讨厌什么，也会因为有功而不提拔他。听取别人的建议和意见时，毁誉相半而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对政绩进行考核时，只会看到表面现象而看不到本质。就算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也难免出现偏颇之处。这样怎么可能真正得到贤能的人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