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葬神圣章武孝皇帝于景陵，庙号宪宗。
六月，以湖南观察使崔群为吏部侍郎，召对别殿。上曰：“朕升储副，知卿为羽翼。”对曰：“先帝之意，久属圣明，臣何力之有！”
太后居兴庆宫，每朔望，上帅百官诣宫上寿。上性侈，所以奉养太后尤为华靡。
秋，七月，乙巳，以郓、曹、濮节度为天平军。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坐为山陵使，部吏盗官物，又不给工人佣直，收其钱十五万缗为羡馀献之，怨诉盈路。丁卯，罢为宣、歙、池观察使。
八月，癸已，发神策兵二千浚鱼藻池。戊戌，以御史中丞崔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己亥，再贬令狐楚衡州刺史。
上甫过公除，即事游畋声色，赐与无节。九月，欲以重阳大宴。拾遗李珏帅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园陵尚新，虽陛下就易月之期，俯从人欲；而《礼经》著三年之制，犹服心丧。遵同轨之会始离京，告远夷之使未复命。遏密弛禁，盖为齐人。合谋后庭，事将未可。”上不听。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一（唐纪五十七）
在《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七的记载中，我们见证了一个皇帝的即位、执政和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文化现象。宪宗皇帝李纯的生平，不仅是唐代政治史的一个缩影，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篇章。通过对这一卷书的详细解读，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唐朝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文化。
宪宗的即位标志着他与父亲穆宗之间的权力斗争达到了高潮。穆宗去世后，宪宗通过一系列宫廷政变成功上位，显示了其非凡的政治才能。然而，这也引起了朝内外的巨大动荡，尤其是宰相令狐楚因支持山陵使的身份被贬，这反映了皇权与旧有官僚体系之间激烈的冲突。
宪宗的统治期间，对内政策主要体现在加强中央集权和整顿吏治。例如，在任用崔群为吏部侍郎并召对其面询一事中可以看出，宪宗希望通过直接对话来了解官员们的工作情况，并以此作为改善政治和提升效率的重要手段。这种直接的管理和监督方式在当时是较为罕见的，显示了宪宗试图通过个人力量来强化国家的行政管理。
宪宗的治国风格还体现在其对奢华生活的克制上。据《资治通鉴》记载，他在位期间多次下令减少宫中开支，特别是重阳节的大宴，虽然是为了庆祝节日而举办的，但宪宗却命令停止，显示出他对奢侈浪费的反感和节俭治国的理念。
宪宗时期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对武元衡之死的关注。武元衡被杀的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不满和朝议，最终导致了宪宗时期的“甘露之变”，这也是宪宗晚年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次事件不仅展示了宪宗在处理国家危机方面的困难，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七记录了宪宗皇帝从即位到晚年的政治生涯，其中既有显著的成就也有深刻的教训。从宪宗的政治策略到其个人品质，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理解古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独特窗口。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和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对社会的长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