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
《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寻兹例草创，始自子长，而朴略犹存，区分未尽。如项王立传，而以本纪名，非惟羽僣之盗，不可同于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传言，求谓之纪，不可得也。或曰：“迁纪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独尤于《项纪》哉？”对曰：不然。夫五帝之与夏、殷也，正朔相承，子孙递及，虽无年可著，纪亦何伤！如项羽者，事起秦余，身终汉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黄帝之蚩尤。譬诸闰位，容可列纪；方之骈拇，难以成编。且夏、殷之纪，不引他事。夷、齐谏周，实当纣日，而析为列传，不入殷篇。《项纪》则上下同载，君臣交杂，纪名传体，所以成嗤。
夫纪传之不同，犹诗赋之有别，而后来继作，亦多所未详。案范晔《汉书》记后妃六宫，其实传也，而谓之为纪；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考数家之所作，其未达纪传之情乎？苟上智犹且若斯，则中庸故可知矣。
又传之为体，大抵相同，而著作多方，有时而异。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随，则有一传兼书，包括令尽。若陈馀、张耳合体成篇，陈胜、吴广相参并录是也。
亦有事迹虽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为其标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阳之首；庐江毛义，名在刘平之上是也。
自兹已后，史氏相承，述作虽多，斯道都废。其同于古者，唯有附出而已。
寻附出之为义，攀列传以垂名，若纪季之入齐，颛臾之事鲁，皆附庸自托，得厕于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为小。盖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称多故也。窃以书名竹素，岂限详略，但问其事竟如何耳。借如召平、纪信、沮授、陈容，或运一异谋，树一奇节，并能传之不朽，人到于今称之。岂假编名作传，然后播其遗烈也！嗟乎！自班、马以来，获书于国史者多矣。其间则有生无令闻，死无异迹，用使游谈者靡徵其事，讲习者罕记其名，而
史通·内篇·列传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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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史通·内篇·列传第六》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著的一部史学理论专著。该书共分为内、外两篇，其中内篇包括了卷一至卷十的三十六篇文章，涵盖了史学的理论、实践、方法等方面的内容。以下是对这部作品的介绍：
内容概述：《史通·内篇·列传第六》主要讨论了史传的历史定位、史学方法论以及史官的责任等议题。书中对于“列传”与“纪传体”的辨析，体现了作者对于历史记载形式的深刻理解和批评。例如，刘知几指出，司马迁虽将一些人物列入列传，但未能完全融入殷商的历史脉络中。
史学观念：《史通》提出了许多关于史学创作的观点。比如，作者强调史书应当真实记录历史而非空泛地评论时事，提倡在史学研究中要注重客观性和全面性。
结构体系：从宏观上看，《史通》的内篇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形成了一个完整且系统的史学理论体系。这一部分不仅探讨了如何撰写史书的技巧和方法，还涉及到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反映了刘知几的通识观念和通变意识。
学术影响：《史通》自问世以来，对后世的史学研究和史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清代，学者们对此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浦起龙的《史通通释》等注本，使得这部著作更加深入人心。
现代应用：在当今时代，虽然史学研究的方法和技术有了很大发展，但《史通》中的许多观点仍然具有参考价值。例如，在史料的选择、编撰体例的设计、史学理论的建设等方面，《史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史通·内篇·列传第六》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它在史学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着重要地位。作为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也对史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