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问“至诚前知”。
先生曰：“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实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动处就是几。诚神几，曰圣人。圣人不贵前知；祸福之来，虽圣人有所不免，圣人只是知几，遇变而通耳。良知无前后，只知得见在的几，便是一了百了。若有个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趋避利害的意。邵子必于前知，终是利害心未尽处。”
就“至诚前知”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诚是实理，就是良知。实理的流畅运行就是神，它的初始萌动就是几。具备诚、神、几的人叫圣人。圣人对预知不怎么重现；祸福降临，圣人也在所难免，圣人只知晓契机，善于应付各种变化而已。良知不分前后，只要看出现在的契机，就能一了百了。如果存个前知的心，那就是私心，就是想要趋利避害。邵子非常看重前知，就是因为他那趋利避害的私心没有涤除干净。”
《传习录·卷下·门人黄省曾录·三十四》是王阳明的书信集，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写给门徒们的信，第二部分是写给门徒的信，第三部分是写给门徒的信。这些信件中，王阳明表达了他对于学问、道德、政治等问题的看法和见解，同时也记录了他的言行举止和思想变化。
在这封信中，王阳明谈到了他对于“致良知”的理解。他认为，“致良知”是一种道德修养的方法，即通过内心的自我反省，使内心达到一种至高无上的良知状态。他强调了“致良知”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致良知”，人们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价值，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王阳明还谈到了他对于政治的见解。他认为，政治应该以道德为基础，而不是仅仅追求权力和地位。他强调了领导者应该以身作则，做到“仁政”，即用仁爱之心治理国家，为人民谋福利。他批评了一些统治者的自私行为，认为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了人民的需求。
《传习录·卷下·门人黄省曾录·三十四》是王阳明关于学问、道德、政治等问题的重要论述，为我们了解他的思想和观点提供了重要依据。
至诚前知，出自《中庸》第二十四章：“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周敦颐《通书》：“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几，预兆、细微的迹象。
邵子，指邵雍，其以为人能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