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良知一而已，文王作《彖》，周公系《爻》，孔子赞《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
先生曰：“圣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于良知同，便各为说何害？且如一园竹，只要同此枝节，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节节都要高下大小一样，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辈只要去培养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异处。汝辈若不肯用功，连笋也不曾抽得，何处去论枝节？”
问：“良知只有一个，周文王作卦辞，周公旦作爻辞，孔夫子作《周易》，是否各自看到的理不同？”
先生说：“圣人怎会呆板地死守旧模式呢？只要根本点是从良知出发，说法有所不同又能妨碍什么呢？这就像一园子青竹，只要枝节相差不多，也就是大同了。但如果要是拘泥于每株竹子的每一枝节高低大小都相等，就不能体现造化的妙手了。要做的只是去认真培养良知，只要良知是同样的，有点差异也无关紧要。你们若不肯用功，就像竹子连笋都没有发出来，又到什么地方去谈论竹子的枝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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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是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著作，记载了他与弟子们的对话和讨论。其中，《卷下·门人黄省曾录·四十六》是一段关于“心”的论述，具体内容如下：
「问：‘如何是圣贤教人主于心上？’曰：‘无事时只管自看自家的心便是。’又问：‘如何方始为学？’曰：‘但要他去则有余力；来则有馀暇，即此便好。’
「问：‘如何是圣贤教人主于心上之工夫？’曰：‘只须自看自家的心便是。若见得未尝不然，则虽无事时亦可为学矣。然学者须要立志；不如此则徒有其名，而实无所用也。
「问：‘如何是圣贤教人主于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