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 第十二卷 · 告子下 · 第六节

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
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
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淳于髡说：“把名声功业看得很重的人，是为了济世救民，不很看重名声功业的人，是为了独善其身。您是齐国三卿之一，有关上助君王、下救百姓的名声、功业都没有，就要离开齐国，仁者难道原本就是这样的吗？”

孟子说：“身处卑贱的地位，不以自己贤能之身侍奉无德之君，这是伯夷；五次前往商汤那里，又五次前往夏桀那里的，这是伊尹；不厌恶污浊之君，不拒绝做个小官的人是柳下惠。这三个人的处世之道并不相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这一致的东西是什么呢？应该说就是仁。君子做到仁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处处相同呢？”

淳于髡说：“鲁穆公的时候，公仪子执政，子柳、子思当大臣，鲁国的国土削减得更厉害了。像这样，贤德的人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

孟子说：“虞国不任用百里奚，因而亡国，秦穆公重用百里奚，因而称霸。不任用贤人就会导致灭亡，想要勉强支撑都是做不到的。”

淳于髡说：“从前王豹住在淇水边的时候，住在河西的人都善于唱歌，绵驹住在高唐，齐国西部的人都善唱歌，华周、杞梁的妻子擅长哭夫，因而改变了国家的民俗。里面存在的东西，一定会体现在外面。做某种事，却不见功效的，我从未见过。因此说，是没有贤人；有的话，我一定会知道他。”

孟子说：“孔子做鲁国司寇的时候，不被重用，跟随君主祭祀，祭肉没有送到他这里，于是没顾上摘掉祭祀时戴的礼帽，就离开了。不了解孔子的人以为他是为了祭肉的缘故，了解孔子的人认为他是为了鲁君的失礼而离开的。至于孔子，他就是想要担点小罪名离开，不想随便走掉。君子所做的事，普通人本来就不能了解。”

《孟子》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撰而成。全书共分七篇，分为《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上、下、《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和《尧舜》上、下两卷。《孟子》记录了孟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主要阐述了人性本善的观点以及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在《孟子·第十二卷·告子下·第六节》中，孟子与告子就“义”与“利”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孟子认为，义是仁的延伸，仁是人的基本品质，而义则是实现仁的方式。他认为，人们应该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以义为行为准则，以利为补充。同时，他也强调了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提升，才能达到仁的境界。

在这段文字中，孟子对告子的诘难表明了他对仁义的理解。他以“义者宜也”作为回答，指出义并非仅仅为了追求利益，而是为了达到仁的境界。孟子认为，义与利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追求仁义的同时，才能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这段文字体现了孟子对仁义的深入思考和独特见解。他强调了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以仁为行为准则、以义为行为指南的思想观念。这些观点对于后世儒家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我们今天的道德观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淳于髡（kūn）：人名。姓淳于，名髡，齐国人。

三卿：在孟子所处时代，一般指上卿、亚卿和下卿。名实未加于上下：指未建立功业，未曾兼济；上指国君，下指百姓。

公仪子：即公仪休。子柳：即泄柳，春秋时鲁国人。

王豹：齐人，擅长歌唱。河西：黄河以西，指卫地。讴：歌唱。

绵驹：齐人，擅长歌唱。高唐：地名，故址在今山东禹城西南。

华周：也叫华旋，齐国人。杞梁：春秋时期齐国大夫。

燔（fán）肉：祭肉。燔，通“膰”。税（tuō）冕：脱掉祭祀时戴的礼帽。税，通“脱”，冕是祭祀时戴的礼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