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
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立昭王子满，是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
申诫太仆国之政，作命。复宁。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燿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之务利而辟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遵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无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载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务武也，劝恤民隐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顺祀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命，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有不至，则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犬戎树敦，率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诗句：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
译文：周成王将要去世，担心太子钊不能胜任王位，于是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太子而立他为王。成王去世之后，二位公率领诸侯，用太子钊参见先王的庙堂，重申文王、武王建立国家的事业不容易，务必节俭，不要过多的欲望，以此来坚定信任他们，并撰写了《顾命》。太子钊于是即位，这就是康王。康王即位后，遍告诸侯，宣告以前文王和武王建立的国家事业，并撰写了《康诰》。所以在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罚停止四十多年不用。康王命令制定策书，让毕公居住在成周郊区，制作成周的郊祀仪式，制作《毕命》。
赏析：本诗通过对周朝历史的描述，展现了周王朝从兴盛到衰亡的全过程。从武王伐纣到成康之治，再到昭王南巡不返、穆王征犬戎等事件，反映了不同阶段君王的统治风格和政治氛围。特别是穆王时期的西征，不仅体现了国家的强盛，也暴露了内部的一些问题。通过这些事件的描写，诗人表达了对周朝兴衰的深刻感慨以及对理想政治的追求。同时，诗歌还强调了君王应以仁义为本，关注民生，避免过度征战和苛政猛行，以此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