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馀句颇存。周之辛甲，百官箴阙，唯《虞箴》一篇，体义备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故魏绛讽君于后羿，楚子训民于在勤。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至扬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补缀，总称《百官》。指事配位，鞶鉴有征，信所谓追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者也。至于潘勖《符节》，要而失浅；温峤《侍臣》，博而患繁；王济《国子》，文多而事寡；潘尼《乘舆》，义正而体芜：凡斯继作，鲜有克衷。至于王朗《杂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武铭，而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
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攡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寡用，罕施后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焉。
文心雕龙 · 铭箴
箴者，针也，用来攻除疾病，预防灾难。这种文体在周代最为兴盛。夏商两朝的箴文大多保存了下来。周代的辛甲，虽然有百官箴言，但数量不多，唯有《虞箴》一篇，其内容和含义都十分完备。到了春秋时期，这种文体逐渐消失。因此，魏绛在后羿面前讽谏君王，楚子在勤劳人民前训导民众；战乱时代以来，人们追求功名，而铭文逐渐兴起，箴文渐渐消亡。到扬雄稽古，开始仿效《虞箴》，创作了《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后来崔、胡等人对其进行补充和完善，统称《百官》。这种文体用比喻的方式来说明事实，与地位相称，可以作为鉴戒，这确实可以说是追效古人的清风，效仿辛甲的后代之作。然而，潘勖的《符节》，虽简明扼要，却缺乏深刻的含义；温峤的《侍臣》，博大而繁杂，显得过于冗长；王济的《国子》，虽然内容丰富，但事情却很少；潘尼的《乘舆》，虽然意义正确，但表达方式却显得杂乱无章：这些作品大多不能恰到好处地表达作者的意图。至于王朗的《杂箴》，虽然设置了一些巾履之类的东西，并从中吸取警策，但却失于使用不当；观察他的简洁文字中蕴含着深刻的思想，以及武德的铭文，却仍然不断出现水、火、井、灶之类繁复的言辞，显示出他的志向有些偏颇。
箴文和铭文在官府和器物上都有刻写，名称虽然不同，但警戒的作用相同。箴文全用于纠正过差，所以要求确切无误；铭文兼有褒奖和赞誉之意，所以文体要优美流畅。在选择材料时必须明确准确，在表述时必须简练而深邃，这是其基本要求。但是，古代箴铭的创作方法似乎有所欠缺，器具制作的传统已经丢失很久，所以箴言和铭文很少有应用的机会，很少有流传下来。只有那些秉笔直书、崇尚道义的人，才能借鉴它们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