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孝武之世，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究民犯法，奸轨不胜，于是使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烦苛，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
廷尉史巨鹿路温舒上书曰：“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繇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夫继变乱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无嗣，昌邑淫乱，乃皇天所以开至圣也。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以应天意。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导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皋陶听之，犹以为死有馀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唯陛下省法制，宽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上善其言。
【译文】
在孝武帝的世道，征发频繁，百姓生活贫困，犯罪的人太多。奸诈狡猾的人很多，难以禁止。于是汉武帝派张汤、赵禹等人制定法令，制定“见知故纵”、“监临部主”的法律，减轻对深、故之罪的处罚，加重对“纵”、“出之诛”的惩处。后来奸猾巧法越来越多，禁网越来越密，律令烦苛，文书堆积如山，典者不能遍览。郡国承用法令的人经常有分歧，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利用职权为所欲为，想要活命则上奏生议，想要陷害则下定死判。议论的人都感到冤屈。
廷尉史巨鹿路温舒上书说：“我听说齐桓公因为有无知祸而得天下，晋文公因为骊姬的灾祸而称霸；近代赵王不得善终，诸吕作乱，而孝文帝成为太宗皇帝。由此看来，灾害和战乱的产生，都是为了让圣人得到开悟。继变乱之后，必定有旧时的恩惠，这是贤圣所以昭示天命的原因。从前汉昭帝去世，没有继承人，昌邑王淫乱，是上天用来开导至圣的先例。臣听说《春秋》重视即位和大一统而慎重开始，陛下刚登皇位与天合符，应该改正前世的过失，接受天命之统，清除烦文，除去民疾，以应天道。臣听说秦朝有十个过失，其中有一个尚存，就是治理狱讼的官吏。狱讼是国家的大命，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说：‘与其杀无辜之人，宁可错杀无罪之人。’现在治狱的官吏不是这样，上下互相驱使，把刻薄当作明察，使案情复杂深入的人得以名正言顺，案情简单明了的人多有后患，因此治狱的官吏都希望人死，并不是憎恶杀人的人，他们自安之道在于人的死。所以死人的血血流离于市，被刑的人肩挨着肩膀站立，死刑的计数一年比一年多。这是仁圣之所以伤的原因，太平之未洽就是因为这些。人的性情是安定了就乐享生存，痛苦到了就想到死亡，受鞭打之下有什么求得不到！所以囚徒不胜痛苦，就会掩饰言辞以表求饶；官吏为了自己的利益才这样，就引导他明白要求。上奏畏惧退却，就锻练事实来使他周内。所以判决一成，即使皋陶审理也认为死有余辜。为什么呢？因为案件经过层层审练的人多了，文饰之罪就更加明显。因此俗语说：‘画地为狱，议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