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下地皇元年（庚辰，公元二零年）
春，正月，乙未，赦天下。改元曰地皇，从三万六千岁历号也。
莽下书曰；“方出军行师，敢有趋讙犯法者辄论斩，毋须时！”于是春、夏斩人都市，百姓震惧，道路以目。
莽见四方盗贼多，复欲厌之，又下书曰：“予之皇初祖考黄帝定天下，将兵为上将军，内设大将，外置大司马五人，大将军至士吏凡七十三万八千九百人，士千三百五十万人。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将条备焉。”于是置前、后、左、右、中大司马之位，赐诸州牧至县宰皆有大将军、偏、裨、校尉之号焉。乘传使者经历郡国，日且十辈，仓无见谷以给；传车马不能足，赋取道中车马，取办于民。
秋，七月，大风毁王路堂。莽下书曰：“乃壬午饣甫时，有烈风雷雨发屋折木之变，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乃解矣。昔符命文立安为新迁王，临国洛阳，为统义阳王，议者皆曰：‘临国洛阳为统，谓据土中为新室统也，宜为皇太子。’自此后，临久病，虽瘳不平。临有兄而称太子，名不正。惟即位以来，阴阳未和，谷稼鲜耗，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人民征营，无所错手足。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为新迁王，临为统义阳王。”
王莽地皇元年（庚辰，公元二零年）
春，正月乙未，赦天下。改元曰地皇，从三万六千岁历号也。
莽下书曰：“方出军行师，敢有趋讙犯法者辄论斩，毋须时！”于是春、夏斩人都市，百姓震惧，道路以目。
莽见四方盗贼多，复欲厌之，又下书曰：“予之皇初祖考黄帝定天下，将兵为上将军，内设大将，外置大司马五人，大将军至士吏凡七十三万八千九百人，士千三百五十万人。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将条备焉。”于是置前、后、左、右、中大司马之位，赐诸州牧至县宰皆有大将军、偏、裨、校尉之号焉。乘传使者经历郡国，日且十辈，仓无见谷以给；传车马不能足，赋取道中车马，取办于民。
秋，七月，大风毁王路堂。莽下书曰：“乃壬午饣甫时，有烈风雷雨发屋折木之变，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乃解矣。昔符命文立安为新迁王，临国洛阳，为统义阳王，议者皆曰：‘临国洛阳为统，谓据土中为新室统也，宜为皇太子。’自此后，临久病，虽瘳不平。临有兄而称太子，名不正。惟即位以来，阴阳未和，谷稼鲜耗，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人民征营，无所错手足。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为新迁王，临为统义阳王。”
王莽的地皇元年（庚辰，公元二零年），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试图稳定国家局势。他通过大赦和改革来安抚民心，同时对军事制度做了严格规定，如“方出军行师，敢有趋讙犯法者辄论斩”，显示出他对法律的尊重及对民众安全的关心。此外，王莽还试图抑制盗贼活动，如“自彼四方盗贼多，又想进行压制”，反映出他对于治安问题的关切。
王莽的政策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不满和反抗。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完备，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例如，他在地方设置了许多大司马、大将军等职务，赐予各州牧至县宰以官职和称号，但这些职位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管理和维护。
王莽的改革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和崩溃。他的政策不仅没有实现社会稳定的目标，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冲突。最终，在他篡权失败并被赤眉军所杀后，新朝灭亡，社会再次陷入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