歆上言：“妖贼犬羊万计，绛头毛面，挑刀走戟，其锋不可当。请台敕诸军三道救助。”朝廷以屯骑校尉刘乔为豫州刺史，宁塑将军沛国刘弘为荆州刺史。又诏河间王颙遣雍州刺史刘沈将州兵万人，并征西府五千人出蓝田头以讨昌。颙不奉诏；沈自领州兵至蓝田，颙又逼夺其众。于是刘乔屯汝南，刘弘及前将军赵骧、平南将军羊伊屯宛。昌遣其将黄林帅二万人向豫州，刘乔击却之。
初，歆与齐王冏善，冏败，歆惧，自结于大将军颖。及张昌作乱，歆表请讨之。时长沙王乂已与颖有隙，疑歆与颖连谋，不听歆出兵，昌众日盛。从事中郎孙洵谓歆曰：“公为岳牧，受阃外之托，拜表辄行，有何不可！而使奸凶滋蔓，祸衅不测，岂籓翰王室、镇静方夏之义乎！”歆将出兵，王绥曰：“昌等小贼，偏裨自足制之，何必违诏命，亲矢石也！”昌至樊城，歆乃出拒之。众溃，为昌所杀。诏以刘弘代歆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六月，弘以南蛮长史庐江陶侃为大都护，参军蒯恒为义军督护，牙门将皮初为都战帅，进据襄阳。张昌并军围宛，败赵骧军，杀羊伊。刘弘退屯梁。昌进攻襄阳，不克。
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晋纪七
张昌，一名张政君，字元龙，是东莱郡掖县人。他在年轻时就以勇武闻名，曾因参与平定李辰的叛乱而被封为将军。然而，随着势力的增长，张昌逐渐变得残暴，最终引发了这场规模庞大的“张昌之乱”。
朝廷对此次叛乱的应对措施显示出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长沙王司马义与大将军司马颖原本关系良好，但在张昌作乱时，司马义却选择了保持距离。他认为，如果自己违背命令出兵，将会成为奸雄利用的对象。尽管存在这样的疑虑，司马颖还是派遣了他的将领刘乔和宁塑将军刘弘前往豫州镇压叛军。
在张昌攻占樊城后，刘乔被迫出城迎战，但很快便被击败。面对这种情形，司马义再次质疑司马颖的决定，认为与其亲自上阵，不如让更有经验的将领去指挥战斗，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另一方面，刘弘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以南蛮长史庐江陶侃为大都护，并任命参军蒯恒为义军督护，牙门将皮初为都战帅，成功占领襄阳，并击退了张昌的进犯。这一行动不仅体现了刘弘的战略眼光，也展示了他对军事人才的重视。
尽管刘弘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张昌并未因此放弃。相反，他继续向荆州发起进攻，并在襄阳遭遇了失败。这次挫败进一步削弱了张昌的势力，也为刘弘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这场“张昌之乱”不仅是一场简单的叛乱，更是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的结果。从长沙王司马义的疑虑到刘弘的果断决策，再到张昌的不断进攻，每一个参与者的行动都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以及权力斗争的残酷。这场混乱最终以刘弘的成功镇压而告一段落，但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提醒人们在面对权力争夺时，应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