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之幸启民帐也，高丽使者在启民所。启民不敢隐，与之见帝。黄门侍郎裴矩说帝曰：“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令乃不臣，别为异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亲见启民举国从化，可因其恐惧，胁使入朝。”帝从之，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帐。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如启民。苟或不朝，将帅启民往巡彼土。”高丽王元惧。籓礼颇阙，帝将讨之；课天下富人买武马，匹至十万钱；简阅器仗，务令精新，或有滥恶，则使者立斩。
炀皇帝上之下大业七年（辛未，公元六一一年）
春，正月，壬寅，真定襄侯郭衍卒。
资治通鉴 · 卷一百八十一 · 隋纪五
隋炀帝大业四年（戊辰，公元608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军五百余万穿永济渠。此役目的在于打通南北水道，以利漕运和军事运输，同时增强对北方地区的控制。此举不仅展现了隋朝的雄心壮志，也体现了炀帝对国家治理的长远考量。
真定襄侯郭衍卒。郭衍的去世，对于当时的政局或许意味着一位重要将领的空缺，但同时也为隋炀帝提供了调整战略布局的机会。在面对高丽的边境冲突时，一个稳定的后方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尽管史料中未详细描述郭衍之死对朝廷的具体影响，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的离世或许加速了隋朝内部某些权力结构的变动，为未来可能的政治动荡埋下伏笔。
隋炀帝在处理边疆问题的同时，也在内政上展现出了其统治的复杂性。一方面，他通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维护国家的疆域和安全；另一方面，他也在考虑如何更有效地管理国家和军队，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这些举措反映了隋炀帝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强化中央集权，以及推动国家向更高效、更有组织方向发展的努力。通过对《资治通鉴》的深入阅读和分析，我们能更全面地理解隋炀帝的统治策略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