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卯，鱼朝恩奏以先所赐庄为章敬寺，以资章敬太后冥福，于是穷壮极丽，尽都市之材不足用，奏毁曲江及华清宫馆以给之，费逾万亿。卫州进士高郢上书，略曰：“先太后圣德，不必以一寺增辉；国家永图，元宁以百姓为本。舍人就寺，何福之为！”又曰：“无寺犹可，无人其可乎！”又曰：“陛下当卑宫室，以夏禹为法。而崇塔庙，踵梁武之风乎？”又上书，略曰：“古之明王积善以致福，不费财以求福；修德以消祸，不劳人以禳祸。今兴造急促，昼夜不息，力不逮者随以榜笞，愁痛之声盈于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又曰：“陛下回正道于内心，求微助于外物，徇左右之过计，伤皇王之大猷，臣窃为陛下惜之！”皆寝不报。
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载、王缙、杜鸿渐为相，三人皆好佛；缙尤甚，不食荤血，与鸿渐造寺无穷。上尝问以：“佛言报应，果为有无？”载等奏以：“国家运祚灵长，非宿植福业，何以致之！福业已定，虽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炽而皆有子祸；仆固怀恩称兵内侮，出门病死；回纥、吐蕃大举深入，不战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岂得言无报应也！”上由是深信之，常于禁中饭僧百馀人；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敕天下无得棰曳僧尼。造金阁寺于五台山，铸铜涂金为瓦，所费巨亿，缙给中书符牒，令五台僧数十人散之四方，求利以营之。载等每侍上从容，多谈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四唐纪四十丁卯，鱼朝恩奏以先所赐庄为章敬寺，以资章敬太后冥福，于是穷壮极丽，尽都市之材不足用，奏毁曲江及华清宫馆以给之，费逾万亿。卫州进士高郢上书，略曰：“先太后圣德，不必以一寺增辉；国家永图，元宁以百姓为本。舍人就寺，何福之为！”又曰：“无寺犹可，无人其可乎！”又曰：“陛下当卑宫室，以夏禹为法。而崇塔庙，踵梁武之风乎？”又上书，略曰：“古之明王积善以致福，不费财以求福；修德以消祸，不劳人以禳祸。今兴造急促，昼夜不息，力不逮者随以榜笞，愁痛之声盈于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又曰：“陛下回正道于内心，求微助于外物，徇左右之过计，伤皇王之大猷，臣窃为陛下惜之！”皆寝不报。
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载、王缙、杜鸿渐为相，三人皆好佛；缙尤甚，不食荤血，与鸿渐造寺无穷。上尝问以：“佛言报应，果为有无？”载等奏以：“国家运祚灵长，非宿植福业，何以致之！福业已定，虽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炽而皆有子祸；仆固怀恩称兵内侮，出门病死；回纥、吐蕃大举深入，不战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岂得言无报应也！”上由是深信之，常于禁中饭僧百馀人；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敕天下无得棰曳僧尼。造金阁寺于五台山，铸铜涂金为瓦，所费巨亿，缙给中书符牒，令五台僧数十人散之四方，求利以营之。载等每侍上从容，多谈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赏析:
这首诗反映了唐代皇帝对佛教的极大信任和依赖，以及佛教在唐代社会生活中的深刻影响。诗中提到皇帝为了祈求太后的冥福，不惜耗费巨亿财富，甚至毁坏了美丽的园林和寺庙，这体现了一种极端的迷信行为。然而，这种迷信行为最终并未带来预期的福祉，反而导致了政治上的混乱和财政上的负担。
诗中还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宗教信仰状况。当时，佛教已经深入人心，几乎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许多官员和贵族都信奉佛教，他们通过建造寺庙、供养高僧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信仰。这种宗教狂热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对国家的治理产生了负面影响。
诗中还提到了皇帝在治理国家时的盲目性。他过于相信佛教的力量，以至于忽视了其他重要的治国之道。这种盲从行为导致了政治上的混乱和社会秩序的崩溃。同时，皇帝的这种行为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迷信风气，使得人们不再追求真理和正义。
这首诗通过对皇帝对待佛教的态度和行为的描写，揭示了唐代社会中宗教信仰的泛滥和对政治的影响。它提醒我们在面对各种宗教观念时要保持理性和警惕，以免被其所迷惑。同时，也呼吁我们要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努力实现科学、民主和法治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