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论

事有出于千世之前，圣贤辩之甚详而明，然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见独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盖有之矣，伯夷是已。
夫伯夷，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辩之反复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旧恶，求仁而得仁，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目不视恶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师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伯夷叩马而谏，天下宗周而耻之，义不食周粟，而为《采薇之歌》，韩子因之，亦为之颂，以为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是大不然也。
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天下孰不病纣？而尤者，伯夷也。尝与太公闻西伯善养老，则欲往归焉。当是之时，欲夷纣者，二人之心岂有异邪？及武王一奋，太公相之，遂出元元于涂炭之中，伯夷乃不与，何哉？盖二老，所谓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馀，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滨而趋文王之都，计亦数千里之远，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邪？抑来而死于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且武王倡大义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独以为非，岂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与不仁也。纣之为君，不仁也；武王之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以待仁而后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则伯夷何处乎？余故曰圣贤辩之甚明，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呜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减太公哉！

有些事情发生在千百代之前，古圣先贤们虽然已经把它们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后世不去深入的考察探究，仅凭借自己个人的偏见和小小的见识，就提出某种说法，导致失去事情的本来面貌，而学士大夫们就信守这种说法而不改变，这是有的啊，伯夷的事情就是这样。

伯夷，古代论述他的有孔子和孟子。凭孔孟二人的值得信赖而又反复论说，他们的说法就更可信了。孔子说：「不念旧怨，求仁而得仁，饿死在首阳山下，是德高而隐逸的人。」孟子说：「伯夷，不是他心目中的君王他就不侍奉，不立身在恶人的朝廷，躲避商纣王隐居在渤海边上，眼睛不看丑陋的颜色，不侍奉没有才德的人，是百世的楷模。」所以，孔子孟子都认为他赶上了残暴的纣王，不记旧怨，又不忍屈心侍奉，来求得他的仁义，甘心受饿，退避隐居，不肯自己降低自己去受污辱，等待天下政治清明，从而有了圣人的称号。然而，司马迁却认为武王伐纣时，伯夷敲着马进谏，天下归周后，伯夷感到耻辱，坚持道义不吃周的粮食，而做《采薇》这首歌。韩愈根据这个说法，也为他写了篇《伯夷颂》，认为没有伯夷叔齐这两个人，乱臣贼子会接连不断地出现于后世。这是非常不正确的。

商朝衰落，纣王因不仁残害天下人，天下人谁不怨恨纣王呢？而最怨恨的，是伯夷了。伯夷与姜太公曾经听说西伯侯善于奉养老人，就打算归附他。在这个时候，想要消灭商纣的心情，他们二人会有什么不同吗？等到武王起事，姜太公辅佐他，于是就把黎民百姓从水火中拯救出来，这时伯夷却没参与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伯夷、吕尚都是当时德重年高的人，八十多岁了，年事已高。从海边赶到文王的邦都，算起来也有几千里远，从文王兴起，到武王时代，也要有几十年的时间，难道伯夷想归附西伯侯愿望没等实现，就死在渤海边了吗？或许死在奔赴西伯的道路上了？也许到了文王的邦都却没有等到武王的时代就死了吗？根据这种分析推论，也不会有像司马迁所说的伯夷「叩马而谏」这种说法成立的道理。

况且武王向天下人倡导大义，在太公辅佐下终于完成，可唯独他不认为是正义的，难道这个人会是伯夷吗？天下的政道有两种，仁义的和不仁义的。商纣为王，不仁义；武王为王，仁义。伯夷坚持不侍奉不仁义的商纣而等待仁义的君王，后来出现了仁义的武王，又不侍奉他，那么伯夷是想把自己处于何种境地呢？所以我说：古圣先贤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后世人持有偏见靠自己的见识把事情搞得失去本来面目。唉，假使伯夷不死，赶上武王的时代，建功立业的又哪会仅仅是姜太公呢！

《伯夷论》是一篇出自宋代王安石之手的文章，主要论述了伯夷的高尚品德和历史影响。文章通过对伯夷生平事迹的描述和对其道德评价的阐述，表达了作者对伯夷不屈不挠、追求真理的精神的赞美。在古代中国，文学作品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反映。

王安石之所以撰写《伯夷论》，是因为伯夷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备受推崇的道德楷模，其生平事迹和高洁品质一直为后人所称颂。孔子和孟子等古代圣贤都曾反复论说伯夷，强调其“不念旧怨，求仁而得仁”的高尚情操和“饿死在首阳山下，逸民也”的道德形象。这些论述不仅反映了古代社会的价值观，也为后世提供了评判人物行为的道德标准。

王安石通过《伯夷论》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伯夷的评价。他引用孔子和孟子的论述，认为伯夷虽然身处困境，但能够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最终选择了以死明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高洁品质。这种评价不仅体现了王安石对伯夷个人品质的高度赞扬，也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道德风气的期望和批评。

王安石的这篇作品还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它不仅是对伯夷这一历史人物的道德评价，也是对古代文学作品的一种创新尝试。王安石在文章中运用了大量的典故和比喻，使得整个论述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富有生动的语言魅力。这种独特的文学风格不仅吸引了读者的兴趣，也展示了王安石卓越的文学才华。

《伯夷论》是王安石基于对伯夷高尚品德的理解和评价所作的文学创作。通过这篇文章，不仅可以了解到古代社会对道德品质的重视，还可以感受到王安石作为一代文人对于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追求。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重要文献之一。

太公：即太公望，姓姜，名尚，字子牙。

西伯：西伯侯姬昌。

元元：百姓、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