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放翁跋《花间集》，谓：“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提要》驳之，谓：“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谓词必易于诗，余未敢信。善乎陈卧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以此也。
陆游在为《花间集》作跋的时候说道：“唐宋五代以来，诗越来越卑微，而词却显得更加的简古可爱，能写词不能写诗，真不知是什么道理呀。”《四库提要》驳斥他说：“这就好比是举重，能举七十斤的人，让他举一百斤就会蹶倒，而让他举五十斤就轻松自如了。”这话好像是把道理辨别得很清楚了。但如果要说词比诗容易写，我是不能信服的。还是明末的陈子龙说得好：“宋人不知道什么叫诗却要强写诗，所以终宋都没有什么好诗。但他们欢愉愁苦到了极点，情动于衷而无法抑制的时候，于是凭借诗以外的载体来抒发情感，所以独擅词作，妙绝一代。”五代的词作之所以独占鳌头，也是这个缘故啊。
《人间词话 · 第五十三则》是清代文学家王国维的一篇著名论文，它以词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词的语言特点、艺术表现手法以及词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一篇论文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点：
语言特点：王国维认为，词的语言特点是“艳而不淫，清而不俗”，即词的语言既美丽又高雅，既不过于放纵也不失其清新脱俗的特点。他认为，这种语言特点使得词在表达情感时既能够细腻又能够含蓄，能够充分展现出词人的内心世界。
艺术表现手法：王国维指出，词的艺术表现手法包括比兴、象征、暗示等，这些手法使得词能够通过形象、比喻、象征等方式传达出更加丰富和深刻的情感。他还强调了词的结构美和音律美，认为这两者共同构成了词的艺术魅力。
词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王国维认为，词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分析了词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指出词起源于民间，逐渐发展成为宫廷文学，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他还认为，词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更是一种情感载体，它反映了人们的情感体验和审美追求。
《人间词话 · 第五十三则》是一篇关于词的深入分析和研究的文章，它为我们理解词的语言特点、艺术表现手法以及词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思路。
《四库提要》集部词曲类一《花间集》：”后有陆游二跋。……其二称：’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不知文之体格有高卑，人之学历有强弱。学力不足副其体格，则举之不足。学力足以副其体格，则举之有余。律诗降于古诗，故中晚唐古诗多不工，而律诗则时有佳作。词又降于律诗，故五季人诗不及唐，词乃独胜。此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则运用自如，有何不可理推乎？”
陈子龙《王介人诗余序》：”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可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盖以沈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骤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沈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儇利之词，而制之实工链，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词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况龙鸾？必有鲜妍之姿，而不藉粉泽，则设色难也。其为境也婉媚，虽以警露取妍，实贵含蓄，有余不尽，时在低回唱欢之际，则命篇难也。惟宋人专力事之，篇什既多，触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虽高谈大雅，而亦觉其不可废。何则？物有独至，小道可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