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文王，洞洞属属，而将不能，恐失之，可谓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负扆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四海，可谓能武矣。成王既壮，周公属籍致政，北面委质而臣事之，请而后为，复而后行，无擅恣之志，无伐矜之色，可谓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变者，所以应时矣。何况乎君数易世，国数易君，人以其位达其好憎，以其威势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礼，一定之法，应时偶变，其所不能中权亦明矣。
故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更；事犹琴瑟，每弦改调。故法制礼义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故仁以为经，义以为纪，此万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时省其用，虽日变可也。天下岂有常法哉！当于世事，行于人理，顺于天地，祥于鬼神，则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庞，商朴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风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朴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犹无镝衔■策錣而御馯马也。昔者，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当今之世，忍訽而轻辱，贪得而寡羞，欲以神农之道治之，则其乱必矣。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时人，辞官而隐处，为乡邑之下，岂可同哉！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矛无击，修戟无刺；晚世之兵，隆冲以攻，渠詹以守，连弩以射，销车以斗。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夫神农、伏羲不施赏罚而民不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废法而治民；舜执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释甲兵而制强暴。由此观之，法度者，所以论民俗而节缓急也；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适也。
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文王，洞洞属属，而将不能，恐失之，可谓能子矣。
译文：周公侍奉文王，行事没有专断，处事没有自己决定，就像衣服穿在身上一样不自在，说话不敢轻易说出，一切都恭敬地侍奉着文王，谨小慎微，却无法掌握全部，恐怕会失去机会，这可以说是能够胜任儿子的角色。
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负扆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四海，可谓能武矣。
译文：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周公继承文王的事业，掌管天子的大印，听取天下的政事，平定夷狄的叛乱，诛杀管叔鲜、蔡叔度等罪人，背对着帝王之座接见诸侯，制定奖赏和惩罚的标准，没有咨询顾问，他的威严震动天地，他的声望震慑四海，这可以说是能够胜任将军的角色。
成王既壮，周公属籍致政，北面委质而臣事之，请而后为，复而后行，无擅恣之志，无伐矜之色，可谓能臣矣。
译文：成王长大后，周公把政权交还给周成王，恭敬地向他低头称臣，请求后才有所作为，恢复后再有所行动，没有擅自决断的意志，也没有炫耀自夸的神色，这可以说是能够胜任大臣的角色。
故一人之身而三变者，所以应时矣。何况乎君数易世，国数易君，人以其位达其好憎，以其威势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礼，一定之法，应时偶变，其所不能中权亦明矣。
译文：一个人的身份可以经历三次变化，这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更何况君主更换了几次朝代，国家更换了好几次国君，人们利用自己的地位表达自己的喜好和厌恶，利用自己的权势满足欲望，如果想让一种礼仪或法律一成不变来应对时代的变迁，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是不明智的。
故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更；事犹琴瑟，每弦改调。故法制礼义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故仁以为经，义以为纪，此万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时省其用，虽日变可也。天下岂有常法哉！当于世事，行于人理，顺于天地，祥于鬼神，则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庞，商朴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风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朴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犹无镝衔■策錣而御馯马也。昔者，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当今之世，忍訽而轻辱，贪得而寡羞，欲以神农之道治之，则其乱必矣。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时人，辞官而隐处，为乡邑之下，岂可同哉！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矛无击，修戟无刺；晚世之兵，隆冲以攻，渠詹以守，连弩以射，销车以斗。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夫神农、伏羲不施赏罚而民不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废法而治民；舜执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释甲兵而制强暴。由此观之，法度者，所以论民俗而节缓急也；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适也。
译文：因此圣人所遵循的原则是“道”，他所做的事情是“事”。所谓“道”就像金石一样，一旦定音就永远不变；所谓“事”就像琴瑟一样，每个弦上的音乐旋律都是不同的。因此，法制礼义是为了治理人民的工具，但并不是用来治理国家的根本方法。所以仁义被当作治国的根本原则，而纪纲则是使这种原则得以贯彻实施的准则。这些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如果说人根据才能考核自己的使用情况，那么即使是每天都有变化也是可以允许的。难道天下还有一成不变的法律吗？只有与世事相合、符合人情、顺应天意、得到鬼神保佑的法律才是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正道。古代的人们淳朴善良，商人朴实稳重，因此政治教化容易成功、风俗容易改变。现在的人道德逐渐衰落，风俗逐渐轻薄，想要用古代淳朴稳重的方法去治理已经衰弱的百姓，这就好像没有弓箭和刀剑却要去驾驭马一样危险。过去神农时期没有制定法令，百姓都顺从他；唐尧和虞舜时期虽然有法令但都没有刑罚；夏代的君王不违背诺言；殷商时期的君王发誓；周朝的君王盟约誓言。到了当代社会，有些人忍气吞声而轻视侮辱别人的行为，贪婪地追求私利却没有羞耻之心，想要用古人的神农之道去治理他们，那么他们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了。伯成子高拒绝做诸侯而选择务农，天下人都称赞他。现在的人有的辞官隐居而生活，成为乡里的下层人物，怎么能和他们相比呢？古代的军队只用弓和剑作战，不用兵器攻击，不用长矛刺杀敌人；而近代的士兵则使用厚重的盾牌进攻、坚固的箭矢防守、密集的弓箭射击、轻便的车马奔跑。古代攻打别国的部队不会杀害婴儿或老人；而在现代则往往被认为是不合礼法的。古代之所以能够治理好国家是因为那些做法在当时是被认为正当合理的；现在之所以混乱是因为那些做法已经被时代淘汰了。因此法度是用来评论民俗和调节紧急程度的工具；器械是根据不同时间的变化而制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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