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二月，彗星出牵牛七十余日。传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牵牛，日、月、五星所从起，历数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为其事大也。”其六月甲子，夏贺良等建言当改元易号，增漏刻。诏书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刻漏以百二十为度。八月丁巳，悉复蠲除之，贺良及党与皆伏诛流放。其后卒有王莽篡国之祸。
元寿元年十一月，岁星入太微，逆行干右执法。占曰：“大臣有忧，执法者诛，若有罪。”二年十月戊寅，高安侯董贤免大司马位，归第自杀。
《汉书·天文志》是东汉时期班固所撰，记录了从汉高祖到王莽篡位的天文现象及其政治寓意。在汉代，天文学与国家治理紧密相连，通过观测星象来预测和指导政治决策。班固撰写《天文志》旨在总结历史经验，警示后人。
《天文志》记载了彗星的运行情况及对政治的影响。例如，“二年二月，彗星出牵牛七十余日”的描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天象异常的关注以及将其与政治变革相联系的观念。彗星的出现被视为一种征兆，预示着国家的更迭与变革，这反映了古人将天象变化视为预示未来的重要方式。
《天文志》还分析了各种天文现象的政治涵义。如日食、月食的发生被认为与国家治理有关，当政者需要采取措施以避免或减轻这些灾难带来的影响。班固通过对天文现象的详细记录和分析，传达了天人感应的思想，即政治上的得失会直接反映在天文现象上，提醒统治者要谨慎行事，以保国家长治久安。
《天文志》中还涉及历法的改革与调整。班固提到“建元易号，增漏刻”的建议，这表明他不仅关注天文现象本身，还试图通过调整历法来适应政治需求。这一观点体现了古代中国对时间观念的重视以及对历法改革的高度重视，反映出天文知识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应用范围之广。
《天文志》在叙述天文现象时，也展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班固在描述日食、月食等天文事件时，不仅提供了科学的解释，还融入了神话传说和象征意义。这种描述不仅增加了文本的文学价值，也加深了读者对天文现象背后深层含义的理解。
《汉书·天文志》不仅是一本关于天文现象的历史记载，更是一本蕴含深厚政治寓意和文化内涵的著作。通过对天文现象的分析，班固不仅传递了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也展现了古人对宇宙与人间秩序关系的探讨。这部作品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研究意义，为人们理解古代中国的科技、文化和社会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