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哀帝兴宁三年五月癸卯，庐陵西昌县修明家有死栗树，是日忽起生。时孝武年四岁，而简文居蕃，四海宅心。及得位垂统，则祚隆孝武。识者窃曰，西昌修明之祥，帝讳实应之矣。是与汉宣帝颇同象也。
晋海西太和元年，凉州杨树生松。天戒若曰，松不改柯易叶，杨者柔脆之木，此永久之业，将集危亡之地。是后张天锡降氐。
晋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宁同乐县枯木断折，忽然自立相属。京房《易传》曰“弃正作淫，厥妖木断自属。妃后有专，木仆反立”是时治道方僻，多失其正。其后张夫人专宠，及帝崩，兆庶归咎张氏焉。
晋安帝元兴三年，荆、江二界生竹实如麦。晋安帝义熙二年九月，扬州营扬武将军营士陈盖家有苦荬菜，茎高四尺六寸，广三尺二寸。此殆与吴终同象也。义熙中，宫城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草妖也。蒺藜有刺，不可践而行，生宫墙及驰道，天戒若曰，人君拱默不能听政，虽居宸极，犹若空宫。虽有御道，未尝驰骋，皆生蒺藜若空废也。义熙八年，太社生薰树于坛侧。薰于文尚黑，宋水德将王之符也。
宋书·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二·五行三
晋哀帝兴宁三年五月癸卯，庐陵西昌县修明家有死栗树，是日忽起生。时孝武年四岁，而简文居蕃，四海宅心。及得位垂统，则祚隆孝武。识者窃曰，西昌修明之祥，帝讳实应之矣。是与汉宣帝颇同象也。
晋海西太和元年，凉州杨树生松。天戒若曰，松不改柯易叶，杨者柔脆之木，此永久之业，将集危亡之地。是后张天锡降氐。
晋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宁同乐县枯木断折，忽然自立相属。京房《易传》曰“弃正作淫，厥妖木断自属。妃后有专，木仆反立”是时治道方僻，多失其正。其后张夫人专宠，及帝崩，兆庶归咎张氏焉。
晋安帝元兴三年，荆、江二界生竹实如麦。晋安帝义熙二年九月，扬州营扬武将军营士陈盖家有苦荬菜，茎高四尺六寸，广三尺二寸。此殆与吴终同象也。义熙中，宫城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草妖也。蒺藜有刺，不可践而行，生宫墙及驰道，天戒若曰，人君拱默不能听政，虽居宸极，犹若空宫。虽有御道，未尝驰骋，皆生蒺藜若空废也。义熙八年，太社生薰树于坛侧。薰于文尚黑，宋水德将王之符也。
注释：
- 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0年），庐陵西昌县的修明家庭里一棵死去的栗子树突然重新长出了芽，这年孝武帝司马曜只有4岁，而他的父亲简文帝在藩地居住，四海之内人心安定。等到他即位为天子后，他的寿命就会非常长久，这是因为孝武帝的福运。有见识的人私下说，西昌修明的吉祥征兆，实际上是对皇帝的忌讳的回应。这与汉代的宣帝有些相似。
- 晋海西太和元年（公元365年），凉州的杨树长出松树。上天的警告就像说，松树不会改变它的枝条而更换叶子，杨树是一种柔软脆弱的树种，这将会聚集在危机和灭亡的地方。此后张天锡投降了氐族。
- 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建宁同乐县的枯木被折断并突然自行连接起来。京房《易传》说：“放弃法律，追逐功臣，杀害太子，把妾作为妻子，则火不向上燃烧。”这是当时治理道路偏离正道的征兆，后来张夫人专宠，到皇帝去世时，百姓都归咎于张氏。
- 晋安帝元兴三年（公元392年），荆、江二州的边境长出了像小麦一样的竹实。晋安帝义熙二年（公元406年）九月，扬州的营扬武将军营士陈盖家里有一种苦荬菜，茎高达四尺六寸，宽三尺二寸。这大概是与吴国结束相同的征兆。义熙年间，皇宫的上御道左右都长出了带刺的蒺藜草，这是草怪。蒺藜草有刺，不能踩着行走，长在宫墙和驰道上，这是上天的警告，就像说，君主如果沉默不语不能处理政事，即使住在朝廷的最高位置，也如同一座空房子。即使有御道也不经常奔驰，都会生长蒺藜如同一座废弃的房子。义熙八年（公元408年），太社在坛旁边长出了薰树。薰树在文字上是黑色，这是象征着宋朝的水德将要统治天下的标志。
赏析：
这段文本来自《宋书》，其中记录了一些关于自然界现象与政治事件之间的关联。通过观察自然界的变化，人们能够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者从中发现某种预示。这些预言或征兆通常被解读为对国家或个人命运的暗示。
在这段文本中，作者首先提到了晋哀帝兴宁三年的一棵树木复活的例子。这个例子被认为预示着孝武帝司马曜的长期统治以及他未来的好运。然而，这也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不稳定，因为当皇帝的儿子还小的时候，朝政就处于动荡之中。
文本提到了晋海西太和元年的杨树长出松树的事件。这一自然现象被解释为一种警告，表明某些政治人物可能会因追求权力而失去他们的地位。此外，文本还提到张天锡投降了氐族，这可能是由于当地的自然灾害或者政治局势的恶化。
在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的案例中，文本描述了一棵枯木被折断并重新连接的现象。这个征兆被解释为国家的道路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导致了灾难。此外，文本还提到了张夫人专宠以及皇帝的去世，这些都是由于政治上的失败和个人行为的失误。
文本描述了晋安帝元兴三年的竹实变成小麦的情况。这被认为是一个结束的象征，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大变革或革命。同时，文本还提到了宫内出现的荆棘草和蒺藜草，这些都是对统治者的警告。
这段文本通过对自然现象的描述和分析，展现了古代人们对自然界的关注以及他们如何利用这些信息来指导政治决策和预言未来。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在当时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