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诗句:

  • 或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
  • 或又曰:“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
  •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
  • 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译文:

有人说:“夏、商、周、汉时期实行了分封制,使国家长久延续下去,而秦朝实行郡县制导致国家迅速灭亡。”这是对治理之道的误解。
有人反驳说:“夏、商、周三代是圣王,他们没有改革制度,所以不应该再讨论这个问题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殷、周没有改革制度的原因在于他们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这样做的。因为归附到殷朝的诸侯有三千人,他们支持夏朝被推翻;归附到周朝的诸侯有八百人,他们帮助周朝战胜商朝。这样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安定,对他们的后代也是一种习惯。商汤和武王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这不是出于公心,而是出于私利。他们将自己的力量用于自身,将他们的保护留给子孙。而秦朝改变这种制度是因为这是一项公家的事业,但它的动机是出于私心。它是为了一己的威风,为了完全臣服于我。然而,公天下的理念是从秦朝开始的。

赏析:

这首诗主要探讨了君主统治的不同方式以及它们对社会的影响。作者通过比较不同朝代的统治方式——无论是分封制还是郡县制,都指出了它们各自的利弊。其中,魏晋时期的继承者没有对前代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导致了国家的衰败。作者认为,这并非是因为他们缺乏治国的智慧,而是他们在当时的环境下,无法进行有效的改革。

作者对商和周的分封制进行了批评,认为这些王朝在被迫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这一制度。这表明了作者对于历史事件背后复杂动机的理解,以及对不同时代人们所面临的困境的同情。

作者对秦朝的改革进行了批判,认为秦朝的改革是基于私心而非公心,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权威和个人利益。然而,正是秦朝开启了公天下的理念,这是对后世政治发展的重要启示。

这首诗通过对不同朝代治理方式的比较和分析,提出了对历史和政治发展的深层次思考,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对现实政治的敏锐观察。同时,它也提醒我们,任何政治改革都应该立足于公共利益,而不仅仅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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