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王孙布囊盛尸，裸身而葬。伊籍对吴，以“一拜一起，未足为劳”。求两贤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汉书》、《蜀志》，为其立传。前哲致讥，言之详矣。然杨能反经合义，足矫奢葬之愆。伊以敏辞辨对，可免“使乎”之辱。列诸篇第，犹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晋书》，著《刘伶》、《毕卓传》。其述事也，直载其嗜酒沈湎，悖礼乱德，若斯而已，为传如此，复何所取者哉？
○《宋略》（一条）
裴几原删略宋史，定为二十篇。芟烦撮要，实有其力。而所录文章，颇伤芜秽。如文帝《除徐傅官诏》、颜延年《元后哀册文》、颜峻《讨二凶檄》、孝武《拟李夫人赋》、裴松之《上注国志表》、孔熙先《罪许曜词》。凡此诸文，是尤不宜载者。
何则？羡、亮威权震主，负芒猜忌，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既而罪名具列，刑书是正，则先所降诏，本非实录。而乃先后双载，坐令矛盾两伤。夫国之不造，史有哀册。自晋、宋已还，多载于起居注，词皆虚饰，义不足观。必以“略”言之，故宜去也。昔汉王数项，袁公檄曹，若不具录其文，难以暴扬其过。至于二凶为恶，不言可知，无俟檄数，始明罪状。必刊诸国史，岂益异同。孝武作赋悼亡，钟心内宠，情在儿女，语非军国。松之所论者，其事甚末，兼复文理非工。
诗句：
- 杨王孙布囊盛尸，裸身而葬。伊籍对吴，以“一拜一起，未足为劳”。求两贤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
- 而《汉书》、《蜀志》，为其立传。前哲致讥，言之详矣。
- 然杨能反经合义，足矫奢葬之愆。
- 伊以敏辞辨对，可免“使乎”之辱。
- 列诸篇第，犹有可取。
- 近者皇家撰《晋书》，著《刘伶》、《毕卓传》。其述事也，直载其嗜酒沈湎，悖礼乱德，若斯而已，为传如此，复何所取者哉？
译文：
- 杨王孙用布囊装尸体，裸身埋葬。伊籍在吴地与吴国对垒时，说：“一拜一坐，不足以劳累自己。”寻求两位贤者，各自都有自己的事迹。而《汉书》、《三国志》为他们立传。前代的智者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言辞详尽。然而杨王孙能够根据经义行事，足以纠正奢侈葬礼的错误。伊籍凭借敏捷的口才和辩驳的能力，可以免除“使者们”的耻辱。将这些事迹列入史册，还有值得肯定之处。最近，皇家编纂的《晋书》中，有《刘伶》、《毕卓传》。他们记载的事情，只是单纯地记载他们的嗜酒沉溺、悖礼乱德，像这样的传记，还有什么值得取的呢？
注释：
- 杨王孙用布囊装尸体，裸身埋葬。伊籍在吴地与吴国对垒时，说：“一拜一坐，不足以劳累自己。”寻求两位贤者，各自都有自己的事迹。而《汉书》、《三国志》为他们立传。前代的智者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言辞详尽。然而杨王孙能够根据经义行事，足以纠正奢侈葬礼的错误。
- 伊籍凭借敏捷的口才和辩驳的能力，可以免除“使者们”的耻辱。将这些事迹列入史册，还有值得肯定之处。
- 这些举措使得国家的不安定得以缓解，史书应当记载哀册。从晋朝到宋朝，大多在起居注中记录哀册，但词句都过于修饰，内容不够真实。因此应该去掉这样的记载。过去汉朝王数项罪名，袁公发布檄文讨伐曹魏，如果不详细记载这些文字，就无法充分揭露他们的罪行。至于二凶作恶，罪行显而易见，无需通过檄文列举，就能清楚地揭示他们的罪状。必须将其刊录入国家的历史，难道会有所不同吗？汉武帝写悼亡诗哀悼宠妃，钟情于儿女之情，表达的内容并不符合战争的语境。松之所论的，事情并不重大，而且文采和逻辑都不精湛。
赏析：
这首诗主要讲述了杨王孙与伊籍的故事以及《汉书》对这两位人物的评价。通过对比杨王孙和伊籍的行为以及他们被后人记载的方式，诗人展示了历史的多样性及其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方式，同时表达了对历史真实性的重视和对过度修饰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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