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何可胜数。
越王句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馀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豪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馀，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也，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
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贵富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
输出的诗句如下：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何可胜数。
越王句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馀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豪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馀，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译文如下：
在春秋末期及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和大臣们都争相招揽人才。从那些谋士、游说之士，到谈论天地间万物的人，再到那些能使用兵器、扛鼎的武士，甚至那些能吟咏诗篇、讲述故事的人，都受到尊重。那些身着华丽服饰、享用着珍馐美食的人，都是被他们所供养的。数量之多，难以计数。
越王勾践身边有君子六千人；魏国的魏无忌、齐国的田文、赵国的赵胜、楚国的黄歇、秦国的吕不韦等人，都有三千门客；而田文在薛地招纳了六万家的侠客，齐国的稷下学宫中也有千名学者；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等人都有许多门客。即使是秦、汉之际，张耳、陈馀号称拥有许多贤才，他们的宾客和门客都是天下的英雄豪杰。就连田横也有五百名勇士。这些情况大致可见于史书记载中，可以推测其他诸侯国的贤才数量可能更多，达到官吏数量的两倍，农民的一半。这些都是危害社会的奸邪之人，民众如何支撑得起国家，国家又怎能承受得了呢？
苏子曰：这是先王们所不能避免的命运。国家的奸佞之徒就像鸟兽中的猛禽猛兽、昆虫中的有毒螫一样。如果能够妥善安排并让他们各司其职，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但如果一味铲除，就没有这样的方法了。
我考察历史的变迁，知道六国之所以能够存续而秦国之所以迅速灭亡的原因，大概就是出在这里，不可不察啊。智慧、勇敢、辩才和力量，这四种都是上天赐予的杰出人物，但这些人通常不会厌恶衣食来养育他人，而是役使民众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先王将天下的富贵与这四者共享。这四者不失职责时，民众就会安定；这四者虽有不同，先王因俗而设法，使他们各归其位。三代以上由学问而来，战国至秦由宾客而来，汉代以后由郡县吏来实现，魏晋以来由九品中正制来实行，隋、唐至今由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虽然不完全是这样，取其中的多数进行论述。
赏析如下：
这篇文章是北宋文学家苏辙的作品《六国论》，它着重探讨了六国当时应采取的自安之计。文章抓住一个“势”字，站在高远处分析问题，从大处着手，高谈阔论、说短论长，颇具战国策士纵横捭阖之风。文章开宗明义，一开始就提出了本文的中心论点：六国所以相继被秦灭亡，是因为他们“不知天下之势”。苏辙通过总结六国灭亡的历史教训，批评北宋王朝苟且偏安的政治现实，并借《史记》的独特感受自然而概括地写出了六国灭亡这一令后人触目惊心且时常引以为戒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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