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丧、奉养、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为之节，而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苟其财之可以具，则无所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为荣。苟其财不足，而不能自称于流俗，则其婚丧之际，往往得罪于族人婚姻，而人以为耻矣。故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毁也。凡此所谓不能约之以礼也。
方今陛下躬行俭约，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贵之臣所亲见。然而其闺门之内，奢靡无节，犯上之所恶，以伤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闻朝廷有所放绌，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饮而被之以杀刑者，以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于死者众矣，故重禁其祸之所自生。重禁祸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极省，而人之抵于祸败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重禁贪吏，而轻奢靡之法，此所谓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识者，以为方今官冗，而县官财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于理矣。今之入官诚冗矣，然而前世置员盖其少，而赋禄又如此之薄，则财用之所不足，盖亦有说矣。吏禄岂足计哉？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尝以困穷为患者，殆亦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方今法严令具，所以罗天下之士，可主谓密矣。然而亦尝教之以道艺，而有不帅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尝约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尝任之以职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艺，诚不可以诛其不帅教；不先约之以制度，诚不可以诛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职事，诚不可以诛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先急也，今皆不可得诛，而薄物细故，非害治之急者，为之法禁，月异而岁不同，为束者至于不可胜记，又况能一二避之而无犯者乎？此法令所以滋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谓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一、引言
臣，王安石，愚钝无能，蒙恩备使一路。现在又蒙恩召回朝廷，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幸甚。
二、正文
恭俭之德与聪明才智
臣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陛下能勤于政事，明察秋毫，这是国家安定、政治清明的基石。公选天下所愿以为辅相者
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陛下能够公正无私地选拔人才，委以重任，这为政之道，实乃古今中外之大贤所推崇。人才陶冶的重要性
虽然陛下有这些优点，但人才的埋没和浪费现象严重。如教、养、取、任的具体原则和措施尚需进一步完善。如何培养、选拔、使用人才，是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变法图强的必要性
鉴于此，臣建议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面改革。从变法的政治需要出发，论述了人才陶冶对于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三、结论
臣认为虽然陛下具备恭俭之德和聪明才智，能够勤于政事，明察秋毫，但人才的埋没和浪费现象不容忽视。因此，臣恳请陛下采纳臣的建议，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面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四、注释
- 嘉祐三年/四年：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或嘉祐四年（1063年）。
- 二帝、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
五、赏析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通过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不仅指出了国家面临的困境，如人才的埋没和浪费现象，而且提出了针对性的改革方案，如全面改革法度、整顿吏治等。这些建议体现了他对国家的关心和责任担当，同时也展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