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以江陵偏远，移镇巴陵。朝议欲留温峤辅政，峤以王导先帝所任，固辞还籓；又以京邑荒残，资用不给，乃留资蓄，具器用，而后旋于武昌。
帝之出石头也，庾亮见帝，稽颡哽咽，诏亮与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复泥首谢罪，乞骸骨，欲阖门投窜山海。帝遣尚书、侍中手诏慰喻曰：“此社稷之难，非舅之责也。”亮上疏自陈：“祖约、苏峻纵肆凶逆，罪由臣发，寸斩屠戮，不足以谢七庙之灵，塞四海之责。朝廷复何理齿臣于人次，臣亦何颜自次于人理！愿陛下虽垂宽宥，全其首领；犹宜弃之，任其自存自没，则天下粗知劝戒之纲矣。”优诏不许。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阳东出；诏有司录夺舟船。亮乃求外镇自效，出为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镇芜湖。
《资治通鉴》卷九十四中记载了温峤移镇巴陵的故事：“温峤，字泰 真，太原祁 县人也。 晋元帝 时，为安东将军 司马睿 镇武昌。 朝议欲留温峤辅政，峤以先帝所任，固辞还藩。 又以京邑荒残，资用不给，便留资蓄，具器用，而后旋于武昌。” 这段话详细讲述了温峤被委派前往巴陵镇守的历史背景及原因。温峤因不愿留在京城担任辅政大臣，而选择回到自己的封地江州。此外，他还因京城荒凉且物资短缺为由，请求留下部分财物，以便更好地维护和恢复当地的秩序与资源。
在这段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温峤作为一位忠诚的臣子和明智的领导者的形象。他不仅对先帝有深厚的感情，更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选择了坚守自己的职责。同时，温峤的决策也反映了当时政治局势的复杂性以及人们对于稳定和恢复的期望。
温峤的行为在当时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甚至成为了后世赞颂忠臣义士的典型例子。《资治通鉴》中的这段记载，不仅是对温峤个人品格的肯定，更是对那个时代忠诚与责任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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