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以所在属官不敬惮其上，事难克举，三月，丙辰，诏“诸司论属官罪，有律轻情重者，听于律外斟酌决杖。”于是上下相驱，迭行捶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
帝以盗贼繁多，命盗一钱以上皆弃市，或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于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懔懔。有数人劫执事而谓之曰：“吾岂求财者邪！但为枉人来耳。而为我奏至尊：自古以来，体国立法，未有盗一钱而死者也。而不为我以闻，吾更来，而属无类矣！”帝闻之，为停此法。
帝尝乘怒，欲以六月杖杀人，大理少卿河东赵绰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报曰：“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
大理掌固来旷上言大理官司太宽，帝以旷为忠直，遣每旦于五品行中参见。旷又告少卿赵绰滥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验，初无阿曲，帝怒，命斩之。绰固争，以为旷不合死，帝拂衣入阁。绰矫言，“臣更不理旷，自有它事，未及奏闻。”帝命引入阁，绰再拜请曰：“臣有死罪三，臣为大理少卿，不能制驭掌固，使旷触挂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争，二也。臣本无它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颜。会独孤后在坐，命赐绰二金杯酒，并杯赐之。旷因免死，徙广州。
隋文帝的法治与人性抉择
隋文帝杨坚，一个英明而果断的皇帝，他的治国之道在《资治通鉴》中有着鲜明的展现。然而，这位开国之初的帝王，其统治手段和对法治的理解也伴随着争议和反思。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 隋纪二”描绘了杨坚因下属不敬而引发的法律争议。他命令各司论罪时，若有律外斟酌决刑的行为，听于律外斟酌决杖。这一政策反映出他对法制的严格要求，同时也体现了他对人性的理解和宽容。然而，这导致了上下相驱、迭行捶楚的现象，使得以残暴为能，以守法为懦的风气盛行，这种矛盾反映了杨坚在法治与人性之间的挣扎。
“帝尝乘怒，欲以六月杖杀人，大理少卿河东赵绰固争曰”这一段揭示了赵绰的忠诚和正直。他在皇帝大怒之下，坚持认为六月虽有生长之意，但此时必有雷霆之变。他的坚持最终让文帝收回成命，显示出赵绰在法治实践中的坚持和对生命尊严的尊重。然而，这也引起了文帝的另一次愤怒，最终赵绰被斩，这再次反映了杨坚在人治和法治之间的摇摆。
“帝以盗贼繁多，命盗一钱以上皆弃市，或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描绘了隋朝初期对于犯罪行为的严厉惩罚。这种严苛的法律和刑罚，虽然有效震慑了犯罪，但也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这种法律的执行方式，既体现了杨坚对法治的坚持，也暴露了他对社会秩序的极端重视。
“帝尝乘怒，欲以六月杖杀人，大理少卿河东赵绰固争曰”这一段再次展示了赵绰的忠诚和正直。他坚持认为六月虽有生长之意，但此时必有雷霆之变。他的坚持最终让文帝收回成命。
“帝以盗贼繁多，命盗一钱以上皆弃市，或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展现了隋朝初期对于犯罪行为的严厉惩罚。尽管这些措施有效地震慑了犯罪，但也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这种法律执行方式，既体现了杨坚对法治的坚持，也暴露了他对社会秩序的极端重视。
在《资治通鉴》中，杨坚的形象是复杂多面的。他是一个英明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他的法治理念既有其时代背景的合理性，也带有过度严苛的一面。通过深入解读这段历史，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隋朝初期政治斗争的残酷，也能体会到法治与人性的微妙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