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民部尚书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践者，请户给绢一匹。”上曰：“朕以诚信御下，不欲虚有存恤之名而无其实，户有大小，岂得雷同给赐乎！”于是计口为率。
初，上皇欲强宗室以镇天下，故皇再从、三从弟及兄弟之下，虽童孺皆为王，王者数十人。上从容问群臣：“遍封宗子，于天下利乎？”封德彝对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为王，自馀非有大功，无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给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
丙午，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主食有馀，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
甲申，民部尚书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践者，请户给绢一匹。”上曰：“朕以诚信御下，不欲虚有存恤之名而无其实，户有大小，岂得雷同给赐乎！”于是计口为率。
初，上皇欲强宗室以镇天下，故皇再从、三从弟及兄弟之下，虽童孺皆为王，王者数十人。上从容问群臣：“遍封宗子，于天下利乎？”封德彝对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为王，自馀非有大功，无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给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
丙午，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主食有馀，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译文：
在唐朝贞观八年（公元626年）的一个寒冷的早晨，唐高祖李渊召集了他的大臣们开会讨论国家治理的问题。民部尚书裴矩提出了一个建议：如果民众遭受到突厥的暴行伤害，应该给予每个家庭一定的绢帛作为补偿。但是李渊皇帝表示反对，他认为不应该只考虑表面的安抚措施，而应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解释说，国家的繁荣和稳定不仅仅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利益，更重要的是要关心百姓的生活状况。如果仅仅因为害怕失去民众的支持而进行奢侈浪费的行为，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的。因此，他决定减轻民众的赋税负担，减少不必要的劳役，以此来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和增加他们的物质享受。他还强调，只有让老百姓真正感到幸福和满足，他们才愿意为国家的利益而努力工作。此外，他还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君民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君主的责任不仅仅是统治和管理国家，更重要的是要关注民生福祉。如果君主能够真正做到以民为本，那么国家就能够实现长久的和平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