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常少卿祖孝孙以为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征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诗句
- 资治通鉴 · 卷一百九十二 · 唐纪八
- 太常少卿祖孝孙以为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
- 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
- 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
- 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
- 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
- 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
- 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
- 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
- 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
- 右丞魏征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译文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记载了唐朝的太常少卿祖孝孙认为梁、陈时期的音乐风格多受吴、楚的影响，而周、齐时期的音乐风格则更多地融合了胡、夷的特色。因此，他尝试融合南北音乐的特点，参考古代的音乐理论制作了《唐雅乐》。这部乐谱共包含八十四种调式、三十一种乐曲和十二种和声。
在六月乙酉日，祖孝孙等人呈上了他们的新编《唐雅乐》，太宗皇帝（李世民）表示：“礼乐，乃是圣人通过情感来设立教化的工具，国家治理的兴衰成败，怎么可能仅仅依靠礼乐就能改变呢？”御史大夫杜淹反驳说：“齐朝末期创作了《伴侣曲》，陈朝末期又创作了《玉树后庭花》，这两首曲子所传达出的哀伤之情和思念之意，连过路的人听了都忍不住落泪。怎么能说国家的治乱兴衰完全取决于音乐的好坏呢？”太宗皇帝回答道：“不如此。音乐确实能够影响人的情绪，所以人们听到欢快的歌曲会感到欢喜，听到悲伤的歌曲会感到悲伤，这种悲伤与喜悦的情感都是源于人心，而不完全是由于外在的音乐。”
当杜淹提到一些将亡的国家制作出哀伤的乐曲时，太宗皇帝表示：“这并不对。因为真正的音乐是与人们的和谐心境相联系的，而不是单纯依赖于音乐本身的声音。”
右丞魏征则引用古人的话来支持他的观点：“礼是礼仪的礼仪，玉和帛是贵重的礼品。同样地，乐是欢乐的音乐，钟鼓也是响亮的乐器。真正优秀的音乐，不在于它的音调高低或节奏快慢，而在于它能否与人的心意产生共鸣。”
赏析
这首诗反映了唐代音乐改革的背景和过程，特别是祖孝孙如何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背景和社会需要，调整和完善音乐制度。诗中通过对话的形式展示了不同官员对于音乐作用的不同理解和观点，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也展现了唐太宗对于音乐与政治关系的认识和态度，强调音乐不仅仅是艺术形式，更是治国理政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