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九月，富平人梁悦报父仇，杀秦杲，自诣县请罪。敕：“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异同，固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职方员外郎韩愈议，以为：“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故圣人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宜定其制曰：‘凡复父仇者，事发，具申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戊戌，敕：“梁悦杖一百，流循州。
甲寅，吏部奏准敕并省内外官计八百八员，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
黔州大水坏城郭，观察使窦群发溪洞蛮以治之。督役太急，于是辰、溆二州蛮反，群讨之，不能定。戊午，贬群开州刺史。
唐宪宗年间的“梁悦事件”：复仇与法律之辩
秋风起，月色凉。在唐朝元和六年（811年）的秋夜，一位名叫梁悦的青年，为了给父亲报仇，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不归路。他手刃仇人秦杲后，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勇敢地前往县衙投案自首。然而，这一行为却引发了朝廷的高度关注与讨论。皇帝下令，由尚书省集体讨论此事，试图在礼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梁悦的行为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根据《唐律》，故意杀人者将受到严惩。子报父仇，按照常律，应当以杀人偿命之罪论处。然而，梁悦的举动，不仅关乎个人命运，更触动了深藏人心的正义与情感。他的行为，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让在场的人们陷入了深思。
韩愈，职方员外郎，作为朝廷重臣，对此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礼教中对于复仇的规定与法律条文之间存在矛盾。如果仅凭法律条文行事，那么一旦触犯便应当以杀人罪论处；而如果依据礼教中的“不共戴天”原则行事，似乎又与孝道相悖。韩愈深知这中间的差异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动荡不安，因此他主张必须找到二者之间的合理平衡点。
皇帝下诏：“复仇”，若按礼教处理，应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若按法律执行，则当以杀人之罪论处。这一诏书，无疑是对梁悦事件的一次深刻注解，也预示着后世在处理此类问题时需要谨慎权衡，寻找最合适的方法。
虽然已经过去千年，但每当提起，仍能让人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在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里，我们或许可以从梁悦的抉择中学到一些东西：如何在尊重传统的同时，顺应时代的变迁，找到一种既能维护道德底线，又不失法治精神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