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敕罢修曲江亭馆。
丁亥，诏：“逆人亲党，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馀一切不问。诸司官吏虽为所胁从，涉于诖误，皆赦之。他人毋得妄相告言及相恐惕。见亡匿者，勿复追捕，三日内各听自归本司。”时禁军暴横，京兆尹张仲方不敢诘，宰相以其不胜任，出为华州刺史，以司农卿薛元赏代之。元赏常诣李石第，闻石方坐听事与一人争辩甚喧，元赏使觇之，云有神策军将诉事。元赏趋入，责石曰：“相公辅佐天子，纪纲四海。今近不能制一军将，使无礼如此，何以镇服四夷！”即趋出上马，命左右擒军将，俟于下马桥，元赏至，则已解衣跽之矣。其党诉于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赏曰：“属有公事，行当继至。”遂杖杀之。乃白服见士良，士良曰：“痴书生何敢杖杀禁军大将！”元赏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无礼于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无礼于宰相，庸可恕乎！中尉与国同体，当为国惜法，元赏已囚服而来，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军将已死，无可如何，乃呼酒与元赏欢饮而罢。初，武元衡之死，诏出内库弓矢、陌刀给金吾仗，使卫从宰相，至建福门而退。至是，悉罢之。
甲申，敕罢修曲江亭馆
国家面临财政困难，因此朝廷决定停止修建曲江亭馆。这一决策体现了唐文宗对国家财政状况的关注，以及对民生的关怀。曲江亭馆的建设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而此时国库空虚，因此决定停建以节省开支。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唐文宗的智慧和远见，也反映了当时国家治理的实际情况。同时，这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即在国家财政紧张时，要合理规划和管理国家资源，确保民生稳定和社会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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