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甲戌，以御史大夫陈夷行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知枢密刘弘逸、薛季陵宠于文宗，仇士良恶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杨嗣复出为湖南观察使，李珏出为桂管观察使。士良屡谮弘逸等于上，劝上除之。乙未，赐弘逸、季陵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诛嗣复及珏。户部尚书杜悰奔马见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兹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与崔珙、崔郸、陈夷行三上奏，又邀枢密使至中书，使入奏。以为：“德宗疑刘晏动摇东宫而杀之，中外咸以为冤，两河不臣者由兹恐惧，得以为辞。德宗后悔，录其子孙。文宗疑宋申锡交通籓邸，窜谪至死。既而追悔，为之出涕。嗣复、珏等若有罪恶，乞更加重贬。必不可容，亦当先行讯鞫，俟罪状著白，诛之未晚。今不谋于臣等，遽遣使诛之，人情莫不震骇。愿开延英赐对。”至晡时，开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极言：“陛下宜重慎此举，毋致后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愿陛下免二人于死，勿使既死而众以为冤。今未奉圣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为卿等释之。”德裕等跃下阶舞蹈。上召升坐，叹曰：“朕嗣位之际，宰相何尝比数！李珏、季陵志在陈王，嗣复、弘逸志在安王。陈王犹是文宗遗意，安王则专附杨妃。嗣复仍与妃书云：‘姑何不效则天临朝！’向使安王得志，朕那复有今日？”德裕等曰：“兹事暖昧，虚实难知。”上曰：“杨妃尝有疾，文宗听其弟玄思入侍月馀，以此得通意旨。朕细询内人，情状皎然，非虚也。”遂追还二使，更贬嗣复为潮州刺史，李珏为昭州刺史，裴夷直为驩州司户。
《资治通鉴》陈夷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记载，三月，唐文宗命御史大夫陈夷行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陈氏家族在唐朝史上颇有影响力，祖父陈忠为唐玄宗时的宰相，父亲与兄弟亦历任高位。陈夷行的任职标志着其政治生涯的一个新阶段，同时也体现了朝廷对其能力的肯定。
初任时，文宗对刘弘逸、薛季陵宠信深厚，而仇士良则对其心怀不满。陈夷行的政治立场和政策选择成为文宗即位后的首要任务之一。他通过打击宦官势力，试图恢复皇权，这一行动最终导致了三人的死亡。
杨嗣复及李珏被贬职，他们的政治理念与文宗产生了冲突。尽管文宗曾考虑赦免杨嗣复等人，但最终还是做出了严厉的决定。这种决策反映了文宗在权力斗争中的立场与决断力。
杜悰的担忧并非无道理，当天子年少且新即位时，处理此类敏感问题需要极大的谨慎。然而，文中也展示了陈夷行在处理政务时的果断与决断，即使面对强大的反对声音，仍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决策。
文中还提及了当时社会对于宦官的普遍反感，以及宦官如何通过谗言陷害忠良，展现了唐代宦官权力膨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资治通鉴》通过这段历史事件，不仅记录了唐朝中期的政治动态，也深刻揭示了宦官专权的危害及其对国家政治稳定的影响。
陈夷行的仕途虽然短暂，但其政治生涯中的关键时刻，特别是与宦官的斗争，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教训。通过这段历史的叙述，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一个政治家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局面，还能深入思考权力运作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