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延光屡因孟汉琼、王淑妃以求出。庚申，以延光为成德节度使，以冯赟为枢密使。帝以亲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康义诚为朴忠，亲任之。时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祸，义诚度不能自脱，乃令其子事秦王，务以恭顺持两端，冀得自全。
权知夏州事李彝超上表谢罪，求昭雪；壬戌，以彝超为定难军节充使。
十一月，甲戌，上饯范延光，酒罢，上曰：“卿今远去，事宜尽言。”对曰：“朝廷大事，愿陛下与内久辅臣参决，勿听群小之言。”遂相泣而别。时孟汉琼用事，附之者共为朋党以蔽惑上听，故延光言及之。
庚辰，改慎州怀化军。置保顺军于洮州，领洮、鄯等州。
戊子，帝疾复作，己丑，大渐，秦王从荣入问疾，帝俯首不能举。王淑妃曰：“从荣在此。”帝不应。从荣出，闻宫中皆哭，从荣意帝已殂，明旦，称疾不入。是夕，帝实小愈，而从荣不知。从荣自知不为时论所与，恐不得为嗣，与其党谋，欲以兵入侍，先制权臣。辛卯，从荣遣都押牙马处钧谓硃弘昭、冯赟曰：“吾欲帅牙兵入宫中侍疾，且备非常，当止于何所？”二人曰：“王自择之。”既而私于处钧曰：“主上万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人浮言。”从荣怒，复遣处钧谓二人曰：“公辈殊不爱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汉琼，咸曰：“兹事不得康义诚不可济。”乃召义诚谋之，义诚竟无言，但曰：“义诚，将校耳，不敢预议，惟相公所使。”弘昭疑义诚不欲众中言之，夜，邀至私第问之，其对如初。壬辰，从荣自河南府常服将步骑千人陈于天津桥。是日黎明，从荣遣马处钧至冯赟第，语之曰：“吾今日决入，且居兴圣宫。公辈各有宗族，处事亦宜详允，祸福在须臾耳。”又遣处钧诣康义诚，义诚曰：“王为则奉迎。”赟驰入右掖门，见弘昭、义诚、汉琼及三司使孙岳方聚谋于中兴殿门外，赟具道处钧之言，因让义诚曰：“秦王言‘祸福在须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儿在秦府，左右顾望。主上拔擢吾辈，自布衣至将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门，置主上何地？吾辈尚有遗种乎？”义诚未及对，监门白秦王已将兵至端门外。汉琼指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犹顾望择利邪？吾何爱馀生，当自帅兵拒之耳！”即入殿门，弘照、赟随之，义诚不得已，亦随之入。汉琼见帝曰：“从荣反，兵已攻端门，须臾入宫，则大乱矣！”宫中相顾号哭，帝曰：“从荣何苦乃尔！”问弘昭等：“有诸？”对曰：“有之，适已令门者阖门矣。”帝指天泣下，谓义诚曰：“卿自处置，勿惊百姓！”控鹤指挥使李重吉，从珂之子也，时侍侧，帝曰：“吾与尔父，冒矢石定天下，数脱吾于厄；从荣辈得何力，今乃为人所教，为此悖逆！我固知此曹不足付大事，当呼尔父授以兵柄耳。汝为我部闭诸门。”重吉即帅控鹤兵守宫门。孟汉琼被甲乘马，召马军都指挥使硃洪实，使将五百骑讨从荣。从荣方据胡床，坐桥上，遣左右召康义诚。端门已闭，叩左掖门，从门隙中窥之，见硃洪实引骑兵北来，走白从荣。从荣大惊，命取铁掩心擐之，坐调弓矢。俄而骑兵大至，从荣走归府，僚佐皆窜匿，牙兵掠嘉善坊溃去。从荣与妃刘氏匿床下，皇城使安从益就斩之，并杀其子，以其首献。初，孙岳颇得豫内廷密谋，冯、硃患从荣狼伉，岳尝为之极言祸福之归；康义诚恨之，至是，乘乱密遣骑士射杀之。帝闻从荣死，悲骇，几落御榻，绝而复苏者再，由是疾复剧。从荣一子尚幼，养宫中，诸将请除之，帝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与之。
范延光多次通过孟汉琼、王淑妃寻求出宫。然而，在皇帝的坚决挽留下，他最终选择留下。范延光的行为引起了朝廷内部的矛盾和不安，同时也加剧了皇帝对权臣的不信任。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当时政治局势的复杂性，也揭示了皇权与权臣之间微妙的权力博弈。
范延光请求出宫的行为，无疑是出于对当前政治环境的担忧和对未来命运的考虑。然而，皇帝的坚决挽留，以及对康义诚的信任和依赖，无疑表明了皇帝对于朝政的掌控力。这种权力的稳固，使得皇帝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朝廷内部的人事安排和决策过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和地位。
范延光的行为也引发了朝中其他官员的关注和议论。孟汉琼、王淑妃等人的求出行为，虽然得到了皇帝的允许，但这种行为无疑加剧了朝廷内部的分裂和矛盾。这种分裂和矛盾，不仅影响了朝政的正常运作，也加剧了皇权与权臣之间的紧张关系。
范延光请求出宫的事件，是当时政治环境、皇权与权臣之间的复杂博弈的产物。这一事件不仅揭示了当时的政治局势和权力格局，也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那个时代政治生活的重要窗口。通过对这一事件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象，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