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内篇·探赜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岂徒然哉！或以取舍难明，或以是非相乱。由是《书》编典诰，宣父辨其流；《诗》列风雅，卜商通其义。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夫其指归，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耳目，其为谬也，不亦甚乎！
昔夫子之刊鲁史，学者以为感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于陈、蔡，始作《春秋》。夫以彼聿修，传诸诒厥，欲求实录，难为爽误。是则义包微婉，因攫莓而创词；时逢西狩，乃泣麟而绝笔。传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为自反袂拭面，称吾道穷，然后追论五始，定名三叛。此岂非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所致耶？
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也。案春秋之时，诸国错峙，关梁不通，史官所书，罕能周悉。异乎炎汉之世，四海之家，马迁乘传，求自古遗文，而州郡上计，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备也。况彼吴、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鲁邦，尤为迂阔，丘明所录，安能备诸？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若驹支预于晋会，长狄埋于鲁门，葛卢之辨牛鸣，郯子之知鸟职，斯皆边隅小国，人品最微，犹复收其琐事，见于方册。安有主盟上国，势迫宗周，争长诸华，威陵强晋，而可遗之者哉？又荀氏著书，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盛既疑丘明之摈吴、楚，遂诬仲豫之抑匈奴，可谓强奏庸音，持为足曲者也。
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类。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遂推而广之，强为其说者，盖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案史之所书也，有其事则记，无其事则缺。寻迁之驰鹜今古，上下数千载，春秋已往，得其遗事者，盖唯首阳之二子而已。然适使夷、齐生于秦代，死于汉日，而乃升之传首，庸谓有情。今者考其先后，随而编次，斯则理之恒也，乌可怪乎？必谓子长

《史通·内篇·探赜第二十七》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一部历史评论作品。该书共二十一篇，分为四卷，主要探讨了史官的职责、史料的取舍与运用等方面的问题，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史通·内篇·探赜第二十七》是刘知几在晚年所著，他在书中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学术经验和历史研究心得，对史官职责、史料取舍和编纂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刘知几指出了史官的职责不仅仅是记录事实，更重要的是通过历史事件的叙述来引导读者理解和思考。他提出了“以史为鉴”的观点，认为历史不仅是过去的记载，更是未来行为的指导。

刘知几强调了史料的重要性，他认为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他主张广泛地搜集各种史料，包括正史、野史、碑铭、传记等，以便全面了解历史的各个方面。同时，他也反对片面依赖某一史料，提倡多角度、多方面的史料分析。

刘知几提出了史官应该具备的素质和方法。他主张史官应该具备深厚的历史知识、严谨的学风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同时，他也提倡史官应该运用批判性思维，对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的分析，揭示其内在的原因和规律。

《史通·内篇·探赜第二十七》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性和学术价值的史学著作。它不仅总结了刘知几本人的历史研究经验，也为后世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