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取送死奢靡。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讦刺史二千石，或报杀其亲属。
钟、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
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也，颇有赵、齐、卫、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雁门亦同俗，于天文别属燕。
燕地，尾、箕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其后三十六世与六国俱称王。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
《汉书·地理志下》是关于西汉时期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详细记录，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汉书·地理志下》主要描述了汉代不同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差异。例如，太原、上党等地因有晋公族子孙，出现了家族间的争斗和政治斗争，这些地方的人喜欢炫耀功名，报仇心切，嫁娶送终都极其奢侈。钟、代、石、北四地由于地理位置接近胡寇，民俗剽悍，好斗，不事农商。定襄、云中、五原三地则是由戎狄人迁徙而来，人民朴实少礼文，喜好射猎。雁门地区也有类似习俗，与燕地风俗相近，属于同一族群。
从政治角度看，汉代对边境地区的治理尤为关键。冀州之部盗贼问题严重，需要特别的军事管理和治安措施。例如，在定襄、云中、五原等地区，由于受到胡寇的威胁，当地居民的生活状态和行为模式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这些地区的民众不仅需要面对自然环境的挑战，还要应对来自周边民族的压力。
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下》还提到了一些具体的地域特征和历史背景。如乐浪、玄菟两郡，虽然不属于汉地，但仍应纳入讨论范围，可能与当时的对外交流和国家治理有关。这一部分的探讨有助于了解汉代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互动和影响。
《汉书·地理志下》通过丰富的史料展现了汉代各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状况。它不仅提供了对古代中国各地区的深入了解，也为研究汉代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