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澹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佚。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黜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神形蚤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太史公（司马迁）在太史官学于唐都时，学习了《易经》，从杨何那里学习了《易经》，又在黄子那里学习了道家学说。他仕于建元、元封年间，看到学者们不能理解他的学说，就论述了六家学说的关键所在：“《易大传》中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这说的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这些学说，这些都是为治理国家而努力的。它们只是表达观点的途径不同，关键看能不能抓住要领。我曾经仔细观察过阴阳术数，虽然详细，但也包含了众多的忌讳，使人拘谨恐惧，但叙述四时的运行规律，是不能失去的。儒家博识广闻，却缺乏核心要点，劳苦少成，所以其学说难以完全遵循，但其叙述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却是不可改变的。” 墨家节俭而不遵循规范，所以其学说不能偏执地遵守；但其提倡强本节用的道理是不能被放弃的。名家使人节俭但容易迷失真谛，但其纠正名实的学问是不可以不加以考察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淡泊寡欲可以满足万物。他们的学说，根据阴阳的大规律，吸取儒家、墨家的优点，概括名法之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迁移，应对万物变化，建立社会制度，无所不适宜。方法简洁明了而易于掌握，工作轻松而功效显著。儒家却不然，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的仪表，君王唱和臣下响应，君先臣后跟随。如此，那么君王劳累而臣下安逸。至于大道的要点，去除过度追求，摒弃聪明机巧，舍弃这些而任用权谋。一旦神力用尽，形体疲惫，想要与天地一样长久，那是没有听说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