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等言“历元不正，故盗贼为害。历当以甲寅为元，不用庚申，乞本庚申元经纬明文”诏下三府，与儒林明道术者详议。群臣会司徒府集议。议郎蔡邕曰“历数精微，术无常是。汉兴承秦，历用《颛顼》，元用乙卯。百有二岁，孝武皇帝始改《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岁，孝章帝改从《四分》，元用庚申。今光等以庚申为非，甲寅为是。按历法，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各自有元。光、晃所援，则殷历元也。昔始用《太初》丁丑之后，六家纷错，争讼是非。张寿王挟甲寅元以非汉历，杂候清台，课在下第。《太初》效验，无所漏失。是则虽非图谶之元，而有效于前者也。及用《四分》以来，考之行度，密于《太初》，是又新元有效于今者也。故延光中，亶诵亦非《四分》，言当用甲寅元，公卿参议，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迟速进退，不必若一。故有古今之术。今术之不能通于古，亦犹古术不能下通于今也。又光、晃以《考灵耀》为本，二十八宿度数至日所在，错异不可参校。元和二年用至今九十二岁，而光、晃言阴阳不和，奸臣盗贼，皆元之咎。元和诏书，文备义著，非群臣议者所能变易”三公从邕议，以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诏书勿治罪。
诗句首先提及了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当时有冯光、陈晃等官员上书皇帝，他们提出历元的不准确导致了盗贼的侵害。接着指出，历法应当使用甲寅作为基础，而不是庚申，并且请求保留庚申元的历史记录。这一部分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历法准确性的关切以及对于历史的尊重和保存。
诗人引用蔡邕的观点，蔡邕在讨论中强调历法的精微和变化，认为历史记载应保持其真实性和连续性。他提到汉朝从秦朝继承的历法是《颛顼》，到孝武皇帝时期改为《太初历》，再到孝章皇帝改为《四分历》，这些历法的变更都有明确的记录和证明。蔡邕还提到了张寿王等人因不满《太初历》而提出的异议，但最终被否定，显示出官方对于历史记录的坚持。
诗中提到自元和二年至今，已过去九十二个年头，期间虽多次更改历法，但冯光和陈晃依然声称阴阳不和、奸臣盗贼的出现都是历元的过错。然而，元和年间的诏书讲得非常全面透彻，不是通过群臣的简短讨论就能改变的。这反映了历史上历法变迁的复杂性和官方对历法修正的决心。
综合以上内容，这首诗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人物的评述，展示了历史事件背后复杂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以及官方对于历史记录的严谨态度。同时，也反映了历法变迁对于社会秩序的影响，以及历史学者在维护历史真实性方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