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称“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自顷中夏殄瘁，讲诵遏密，斯文之道，将坠于地。陛下圣哲龙飞，阐弘祖烈，申命儒术，恢崇道教，乐正《雅》、《颂》，于是乎在。江、扬二州，先渐声教，学士遗文，于今为盛。然方之畴昔，犹千之一也。臣学不章句，才不弘道，阶缘光宠，遂忝非服。方之华、实，儒风邈远。思竭驽骀，庶增万分，愿斯道隆于百代之上，搢绅咏于千载之下。
伏闻节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旧员十有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中半。九人以外，犹宜增四。愿陛下万机余暇，时垂省览。《周易》一经，有郑玄注，其书根源，诚可深惜，宜为郑《易》博士一人。《仪礼》一经，所谓曲礼，郑玄于《礼》特明，皆有证据，宜置郑《仪礼》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其书精隐，明于断狱，宜置博士一人。《谷梁》简约隐要，宜存于世，置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纲纪乱矣。孔子惧而作《春秋》，诸侯讳妒，惧犯时禁，是以微辞妙旨，义不显明，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将绝，于是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其书善礼，多膏腴美辞。张本继末，以发明经意，信多奇伟，学者好之。儒者称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俊，断决明审，多可采用，董仲舒之所善也。谷梁赤师徒相传，暂立于汉，时刘向父子，汉之名儒，犹执一家，莫肯相从。其书文清约，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载，亦足有所订正，是以《三传》并行于先代，通才未能孤废。今去圣久远，斯文将坠，与其过废，宁过而立也。臣以为《三传》虽同一《春秋》，而发端异趣。案如三家异同之说，义则战争之场，辞亦剑戟之锋，于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传其学。
《宋书·卷十四·志第四·礼一》是南北朝时期沈约所撰，主要记录了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和儒家经典。
沈约在《宋书·卷十四·志第四·礼一》中强调了礼仪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夫有国有家者，礼仪之用尚矣”。他提到历代对于礼仪制度的损益变化，并非只是简单的改变，而是根据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进行调整。如汉代因人情淡薄而减少三年之丧的礼仪，光武帝因中兴推崇节俭而实行七庙共堂制等。
在《传》中，沈约提到了孔子去世后，《春秋》的大义开始变得晦涩难明，导致七十弟子终而大义乖离的情况。他强调了孔子对儒学的传承和影响，以及《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各自独特的学术价值。他认为《周易》有郑玄注，《仪礼》中有《周官》明证，《春秋公羊》有董仲舒善解，《谷梁》则是刘子骏的简约精要之作，这些都值得设立专门的博士职位来研究和传授。
沈约在文中还提到了汉朝时期左丘明、子夏等人对《春秋》的学习与研究，以及张霸、杜抚等人对《左氏》、《公羊》的研究和传播。他还提到谷梁赤师徒相传，暂时立于汉时，但刘向父子等人还是坚持一家之言，不肯相从。这些学者们通过各自的努力，使得《三传》得以并行于古代，显示了他们的博学和执着。
《宋书·卷十四·志第四·礼一》不仅详细记录了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和儒家经典，还体现了古代学者对于学问的严谨态度和追求。通过沈约的记述，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和学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