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庙四时祠六室用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详祭用几牛”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案郑玄注《礼记大传》:称《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理无差降。太祖文皇帝躬成天地,则道兼覆载。左右群生,则化洽四气。祖、宗之称,不足彰无穷之美。金石之音,未能播勋烈之盛。故明堂聿修,圣心所以昭玄极。泛配宗庙,先儒所以得礼情。愚管所见,谓宜用六牛”博士虞龢议“祀帝之名虽五,而所生之实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随其王而飨焉。主一配一,合用二牛”祠部郎颜奂议“祀之为义,并五帝以为言。帝虽云五,牲牢之用,谓不应过郊祭庙祀。宜用二牛”
宋书 ·卷十六 ·志第六 · 礼三
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庙四时祠六室用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详祭用几牛?”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案郑玄注《礼记大传》,称《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理无差降。太祖文皇帝躬成天地,则道兼覆载。左右群生,则化洽四气。祖、宗之称,不足彰无穷之美。金石之音,未能播勋烈之盛。故明堂聿修,圣心所以昭玄极。泛配宗庙,先儒所以得礼情。愚管所见,谓宜用六牛。”
博士虞龢议:“祀帝之名虽五,而所生之实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随其王而飨焉。主一配一,合用二牛”
祠部郎颜奂议:“祀之为义,并五帝以为言。帝虽云五,牲牢之用,谓不应过郊祭庙祀。宜用二牛。”
赏析:
这段文本来自宋朝的《宋书·卷十六·志第六·礼三》。文中记录了关于南郊祭用三牛、庙四时祠六室使用二牛以及明堂建立后祭祀五帝和太祖文皇帝的情况,涉及到祭祀仪式中所用的牲畜数量与祭祀意义之间的关联问题。
对于南郊祭用的三牛,司马兴之提出郑玄对《孝经》的解释,认为后稷和文王都是用来配天和配上帝的,因此应该使用六头牛进行祭祀。他认为这种祭祀的意义在于表达太祖文皇帝的功德和影响,并且通过这样的祭祀能够体现出天地万物的和谐统一。
虞龢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虽然祭祀的名目是五位帝王,但它们实际上是同源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和场合有不同的称呼。因此,在祭祀时应当根据不同的对象来安排相应的祭祀用牛数量。
颜奂指出了祭祀五帝和太祖文皇帝所使用的牛的数量问题,他主张使用二牛进行祭祀。他认为这样的处理既能体现祭祀的意义,又能符合实际的祭祀需求。
这段文本反映了古代中国祭祀制度的一些特点,包括对神灵的尊敬、对祖先的崇拜以及对帝王的纪念等。同时,也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礼”的重要性和规范性,以及对于祭祀仪式中牲畜使用数量的严格要求。这些内容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中国的祭祀文化,也对我们今天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