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盖可得而言者矣。
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且龟策所记，全为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朋，同声相应者矣。
孟坚每一姓有传，多附出余亲。其事迹尤异者，则分入它部。故博陆、去病昆弟非复一篇，外戚、元后妇姑分为二录。至于元王受封于楚，至孙戊而亡。案其行事，所载甚寡，而能独载一卷者，实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汉始，地启列藩；向居刘末，职才卿士。昭穆既疏，家国又别。适使分楚王子孙于高、惠之世，与荆、代并编；析刘向父子于元、成之间，与王、京共列。方于诸传，不亦类乎？
《史通·内篇·编次第十三》：历史记录中的篇章编排问题
原文
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盖可得而言者矣。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且龟策所记，全为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朋，同声相应者矣。孟坚每一姓有传，多附出余亲。其事迹尤异者，则分入它部。故博陆、去病昆弟非复一篇，外戚、元后妇姑分为二录。至于元王受封于楚，至孙戊而亡。案其行事，所载甚寡，而能独载一卷者，实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汉始，地启列藩；向居刘末，职才卿士。昭穆既疏，家国又别。适使分楚王子孙于高、惠之世，与荆、代并编；析刘向父子于元、成之间，与王、京共列。方于诸传，不亦类乎？
译文
从前《尚书》记述言语，《春秋》记述事情，通过使用日月来标明事物的远近和时代先后，使得阅读的人如同大雁排队般有序，清晰明了。到了司马迁开始将内容错综成篇，区分类聚。班固继续这种风格，增加了对前人的传承。然而在这里面，有一些文章的体制并不统一，名字相违背，朱紫混杂，冠履颠倒，实在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再比如司马迁的列传中，仅仅只记载人物而已。但是那些龟策等异物，并不符合真实的形态，却和普通的百姓一起被记载，都称之为传记。《左传》中记载的内容，全是志的形式，如果和《五经》一样排列，然后定名为书名，那么事物就会找到它的同伴，声音也会相互响应了。班固每姓都有传记，多数是附录其他亲人的事迹。其中特别显著的事迹，就被分配到别的部门中去记录。所以博陆、去病兄弟并非只有一篇传记，外戚、元帝的皇后分别有两个不同的记录。元帝王侯被封于楚国，到了孙子的时候灭亡。根据他的事迹，记载很少，但是能够独自收录一卷的，实际上都是司马谈和司马迁的帮助。但是汉朝刚刚设立，诸侯割据的情况出现了。司马谈在刘彻的晚年时还在位，他的职责只是一个卿士。他们的祖先辈分已经疏远，国家也已经分开。因此将楚王的子孙在高帝、惠帝时期分开记录，和荆王、代王一起编排；将刘向父子在元帝、成帝期间分开记录，和王氏、京兆一起并列。在各种传记中，这不是很相似吗？
注释
- 1. 昔：过去
- 2. 日月：日月作为时间的标志
- 3. 雁行鱼贯：形容整齐有序
- 4. 班固：即班彪，东汉史学家
- 5. 朱紫：指官职或地位的不同
- 6. 黔首：古代对平民百姓的称呼
- 7. 志体：古代史书的主要形式
- 8. 同名相替：名字重复或相近导致混乱
- 9. 名实相符：名称与其本质相匹配，无出入
- 10. 《左传》：《春秋左氏传》，又称春秋三传之一
赏析
《史通·内篇·编次第十三》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关于史书编纂方法的批评和建议。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了史书中篇章编排的问题，包括如何根据不同事件的时间顺序进行合理的归类和整理。通过对《尚书》和《春秋》的引文说明，刘知几展示了他对历史事件按照时间和顺序的重要性的理解。他详细分析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是如何通过区分不同的事件和人物来组织内容的，以及这种做法对于读者理解历史的重要性。此外，刘知几还指出了司马迁在编排过程中的一些错误，如“朱紫以之混淆”和“冠履于焉颠倒”，这些错误反映了他对史书编排标准的严格要求。文章还涉及了司马迁在列传中的编排方式，强调了人物传记在史书中的重要地位，并且提出了将不同类别的历史事件分开记录的建议。总的来说，这篇文章不仅是对《史记》编排方式的评析，也是对古代史书编纂原则和方法的总结，对于后来的历史学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