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而求剑也。
古者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传》称楚邓曼曰：“王薨于行，国之福也。”又郑子产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吊。”即其证也。案夫子修《春秋》，实用斯义。而诸国皆卒，鲁独称薨者，此略外别内之旨也。马迁《史记》西伯以下，与诸列国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称，此岂略外别内邪？何贬薨而书卒也？
盖著鲁史者，不谓其邦为鲁国；撰周书者，不呼其王曰周王。如《史记》者，事总古今，势无主客，故言及汉祖，多为汉王，斯亦未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记》，定名《汉书》，至于述高祖为公、王之时，皆不除沛、汉之字。凡有异方降款者，以归汉为文。肇自班《书》，首为此失；迄于仲豫，仍踵厥非。积习相传，曾无先觉者矣。
以下是对诗句逐句的解读：}
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
注释：据说，三皇时代的礼仪各不相同，五帝时期的音乐风格也有所不同，因此《左传》强调要因应习俗，《周易》则强调要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而求剑也。
注释：何况史书记载的是事实，而事情却会发生变化，但语言表述却不能随之改变，这就像是用胶黏住琴柱来调弄琴弦、刻划船体来寻求宝剑一样不可能实现的。古者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传》称楚邓曼曰：“王薨于行，国之福也。”又郑子产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吊。”即其证也。
注释：古代的时候，诸侯的去世称为薨，卿大夫的去世称为卒。例如《左传》中的楚国大夫邓曼在描述楚庄王去世时说“楚王薨于行，这是国家的福气”，同样，郑国的子产也曾说过“文王和武王都是国君去世后由大臣前去吊唁”。这些记载证明了这一点。案夫子修《春秋》，实用斯义。而诸国皆卒，鲁独称薨者，此略外别内之旨也。
注释：孔子修订《春秋》时，确实采用了这个观点，但其他国家普遍使用卒来记录诸侯的死，唯独鲁国使用薨。这体现了一种内外有别的策略。马迁《史记》西伯以下，与诸列国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称，此岂略外别内邪？何贬薨而书卒也？
注释：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记载西伯等诸侯王的死，都使用了卒这个词，这难道不是因为作者有意区分内外而采用不同的称呼吗？作者为何贬低薨而使用卒来书写呢？盖著鲁史者，不谓其邦为鲁国；撰周书者，不呼其王曰周王。如《史记》者，事总古今，势无主客，故言及汉祖，多为汉王，斯亦未为累也。
注释：编写《鲁史》的时候，不会把国家称为鲁国；撰写《周书》时，也不会把帝王称为周王。正如《史记》这部历史著作，它涵盖了古今所有的事情，没有主次之分，因此当提到汉朝的始祖时，多用汉王作为称呼，这也是没有问题的。班氏既分裂《史记》，定名《汉书》，至于述高祖为公、王之时，皆不除沛、汉之字。
注释：班固在将《史记》分成两部分并重新命名为《汉书》时，当叙述到汉高祖刘邦为皇帝时，都没有去掉沛县、汉中的称谓。凡有异方降款者，以归汉为文。肇自班《书》，首为此失；迄于仲豫，仍踵厥非。积习相传，曾无先觉者矣。
注释：对于那些投降汉朝的外国君主或使者，文中常常使用“归汉”这样的词汇。这种用法最早起源于班固的著作，一直延续到钟离嘉。然而这种错误的表达方式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性说法，没有人能够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