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其中所载美事，遗略甚多。若以古方今，当然则知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则迁之所录，甚为肤浅，而班氏称其勤者，何哉？
孟坚又云，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服其善叙事。岂时无英秀，易为雄霸者乎？不然，何虚誉之甚也。《史记？邓通传》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书其事乎？又《仓公传》称其“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诏召问其所长，对曰：“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以下他文，尽同上说。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载其言，言事虽殊，委曲何别？案迁之所述，多有此类，而刘、扬服其善叙事也，何哉？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采《论语》旧说，至《管晏列传》，则不取其本书。以为时俗所有，故不复更载也。案《论语》行于讲肆，列于学官，重加编勒，只觉繁费。如管、晏者，诸子杂家，经史外事，弃而不录，实杜异闻。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睹厥义。
《史通·外篇·杂说上第七》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著的一篇关于史书编纂的理论著作。文章首先讨论了司马迁对美事的记载是否全面，进而提到了班固称赞其勤奋的原因。作者指出，尽管司马迁记录了许多事情，但并非全部都十分详尽。接着，文章引用《史记·邓通传》中的内容，展示了司马迁如何通过省略某些事件来突出重点。此外，还讨论了《仓公传》中的一些内容，指出虽然内容不同，但都是司马迁根据当时的情况和需要而有所取舍的例子。
在分析《春秋》一书时，刘知几指出书中记载弑君事件时，如果君主无道则称君，若为臣子所为则称臣；这种区分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观念和道德评判标准。文中还提到齐简公的事件，批评了《春秋》在处理这类事件时的不合逻辑之处。例如，在哀十四年，《春秋》记载齐国人杀死其君王于舒州的事件中，认为贤明的君王应该受到尊重，而谋害他的贼臣却得以庇护，这显然与旧例不符。
文章还涉及到《春秋左氏传》的解释。《春秋左氏传》对“入”字的解释表明，当提及诸侯或他们的领土时，会直接使用国名而非都号。例如，当写到楚国的领土时，会用“楚”，而不是“邹”。这种解释方式体现了对历史事件的精确把握和对文化传统的尊重。
刘知几通过对《史记》、《春秋》等经典文献的深入分析和评论，展示了他对古代史书编纂方法的理解。这些分析不仅体现了他对史学理论的深刻见解，也反映了他对历史事件背后文化和道德评判标准的探讨。通过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刘知几在史学领域的重要地位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