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韩信请于高祖，愿以三万人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而西会于荥阳。耿弇言于光武，欲先定渔阳，取涿郡，还收富平，而东下齐。皆越人之都而谋人之国，二子不以为难能，而高祖光武不以为可疑，卒藉之以取天下者，见之明而策之熟也。由今观之，使高祖光武不信其言，则二子未免为狂。何者？落落而难合也。如臣之论，焉知不有谓臣为狂者乎！虽然，臣又有一说焉。为陛下终言之：
臣前所谓兵出山东则山东之民必叛虏以为我应，是不战而可定也。议者必曰：「辛巳之岁，山东之变已大矣，然终无一人为朝廷守尺寸土以基中兴者，何也？」臣之说曰：「北方郡县，可使为兵者皆锄犁之民，可使以用此兵而成事者，非军府之黥卒则县邑之弓兵也。」何则？锄犁之民，寡谋而易聚，惧败而轻敌，使之坚战而持久则败矣。若夫黥卒之与弓兵，彼皆居行伍，走官府，皆知指呼号令之不可犯，而为之长者更战守，其部曲亦稔熟于其赏罚进退之权。建炎之初，如孔彦舟、李成辈，杀长吏，驱良民，胶固而不散者皆此辈也。然辛巳之岁何以不变？曰：「东北之俗尚气而耻下人。当是时，耿京王友直辈奋臂陇亩，已先之而起，彼不肯俯首听命以为农夫下，故宁撄城而守，以须王师而自为功也。」臣常揣量此曹间有豪杰可与立事者，然虏人薄之而不以战，自非土木之兴筑、官吏之呵卫，皆不复用。彼其思一旦之变以逞夫平昔悒快勇悍之气，抑甚于锄犁之民。然而计深虑远，非见王师则未肯轻发。陛下诚以兵入其境，彼将开门迎降，惟恐后耳。得民而可以使之将，得城而可以使之守，非于此焉择之，未见其可也。故臣于详战之未而备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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