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馀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这首诗是关于唐代李世民的《纵囚论》，主要探讨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以及施恩德与知信义的关系。
诗中提到：“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这句话表明，君子会遵守信义，而小人则会受到刑罚。这是对君子和小人的基本划分。
诗中指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这句话表示，对于那些犯下重大罪行的人，即使是死刑，也不能减轻他们的罪行，这是对小人之最严厉的惩罚。
诗中提到：“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这句话表达了一个观点，即宁愿为了正义而死，也不愿意苟且偷生。这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观。
在诗的后半部分，作者引用了唐太宗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唐太宗曾经释放过三百多名死刑犯，并允许他们回家等待死刑执行。然而，这些人最终都返回了，没有一个人再回来犯罪。这说明了即使对那些犯下重大罪行的人施以刑罚，也无法改变他们的本性。
诗中提到：“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这句话提出了一个疑问，即施用恩德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本性。
这首诗通过对比君子与小人的不同行为，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和人性的复杂性。同时，通过对唐太宗释放死刑犯的故事的分析，进一步证明了即使施加刑罚也无法改变一个人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