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治天下则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则治刑狱，而聚敛之臣，则以货财为急。民不知其所适从也。及其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而已，其济与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见其利害，而后之政复发矣。凡今之所谓新政者，听其始之议论，岂不甚美而可乐哉。然而布出于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终。何则？其规摹不先定也。用舍系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故万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废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顾者有之矣。所用之人无常责，而所发之政无成效。此犹适千里不斋粮而假丐于涂人；治病不知其所当用之药，而百药皆试，以侥幸于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
昔者太公治齐，周公治鲁，至于数十世之后，子孙之强弱，风俗之好恶，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专一，则其势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为政而至于霸，其所施设，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晋，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践尝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为未可，及其以为可用也，则破楚灭吴，如寄诸其邻而取之。此无他，见之明而策之熟也。
诗句：今治天下则不然。
译文：今天治理天下并不是这样，各级官吏对上意的理解和实施都存在差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有的人喜欢权势，想要称王；有的人善于权谋，想成为霸主；而有的人只想求得平安无事。文官们到达任所，便开始治理刑法和狱讼，而搜刮民财的人，却将财物看作急务。民众不知道应该听从哪一位官员，一旦实施一项政策，就只说先试试再说，政策的成效如何，实在很难预料。先前的政策没有看到它的利害，现在却又要推行新政策了。如今所谓的新政，从它刚开始时的言论来看，难道不是很美好、很令人高兴吗？但是这些政策发布之后，最终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为什么呢？是因为制定规划时没有确定好标准。用或不用，取决于喜好和厌恶；是否继续还是废止，取决于众人的看法。所以，即使有完全无害的小事，也可能因小失大而导致失败；即使是百世的祸患，也可能因为小利而不顾及长远的影响。所用之人没有固定的责任，所推行的政策也没有明显的效益。这就像在千里之外没有准备粮食的情况下，却在道路上求助于陌生人；治病不根据药性选择药材，而是随便尝试各种药物，希望能侥幸找到治愈的良方。想要摆脱这三种弊病，是难以做到的。
赏析：
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今治天下则不然”，即当前治理国家的方式与古代有所不同。他通过对比古今不同的治国理念来探讨问题的核心所在。他认为，当今的许多官员不理解上意，导致政策无法落实，而且由于缺乏统一的目标和标准，使得政策效果不佳。
文章指出了当前政治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官员们各自为政，缺乏共同的理解和目标。苏轼认为，这种局面导致了政策的执行不力和成果难以预期。接着，他指出了“其规摹不先定”的问题，意味着如果没有明确的计划和标准，就无法有效推动政策的实施和效果的达成。
苏轼进一步分析了官员们的心态和行为。他认为，当政策实施后，官员们往往只注重眼前的利益而非长远的考虑。这种短视行为使得很多好的政策未能得到长期坚持和有效执行，从而造成了“百世之患”。
苏轼以历史人物为例，说明那些能够成功治国的人，都是因为他们具有远见卓识和坚定的决心。他们能够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勇往直前，最终实现远大的目标。苏轼强调，要想克服这些弊病，就必须从制度和文化层面入手，确立清晰的规范和标准，确保政策的顺利实施和效果的持久。
《思治论》是苏轼针对当时治国理政问题所作的深刻分析与反思。它不仅揭示了官员们的行为和心态问题，也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路径。通过对古代成功治国者的分析，苏轼强调了明确目标、坚定决心、勇往直前的重要性。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政治实践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