谊以绛侯前逮系狱，卒无事，故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
太宗孝文皇帝中七年（戊辰，公元前一七三年）
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
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罳灾。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闻而病之。
太宗孝文皇帝中八年（己巳，公元前一七二年）
夏，封淮南厉王子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上必将复王之也，上疏谏曰：“淮南王之悖逆无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大父与叔父也。白公为乱，非欲取国代主，发忿快志，剡手以冲仇人之匈，固为俱靡而已。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不便。予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即疑有专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愿陛下少留计！”上弗听。
诗句：
- 资治通鉴·卷十四·汉纪六
- 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
- 夏，四月，赦天下。
- 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罳灾。
- 民间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 太宗孝文皇帝中八年（己巳，公元前一七二年）
- 封淮南王之子安等四人为列侯。
- 贾谊上疏谏言：“淮南王之悖逆无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大父与叔父也。白公为乱，非欲取国代主，发忿快志，剡手以冲仇人之匈，固为俱靡而已。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不便。予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即疑有专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愿陛下少留计！”
译文：
资治通鉴·卷十四·汉纪六:
《资治通鉴》卷十四记载，绛侯周勃曾被逮捕入狱，最终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因此以此讽刺文帝。文帝对此深感赞同，对臣下的要求也有节制，此后大臣犯罪后，都会自杀而不接受刑罚。
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 (冬季，十月，颁布法令禁止列侯的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以及二千石级别的官吏擅自进行逮捕行动。)
夏，四月，赦天下。 (夏季，四月，全国范围内宣布大赦。)
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罳发生火灾。(六月，癸酉日，未央宫东侧的宫殿罘罳发生了火灾。)
民间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民间有民谣唱道：“一尺布，还可缝补；一斗粟，还可以舂米；两个兄弟不能和睦相处。”)
太宗孝文皇帝中八年（己巳，公元前一七二年）， (太宗孝文帝中元二年，己巳年。)
封淮南厉王子安等人四个人为列侯。 (在太宗孝文帝中元二年，封淮南王的儿子们四人为列侯。)
贾谊上书谏言：“淮南王悖逆无道，天下谁不知道他的罪行？陛下侥幸地赦免并迁就他，他自己却因愤怒而死，天下的人会如何评价您的做法呢？现在如果把一个罪犯的儿子封给高位，只会让天下人更加背地里说他的话。这个人年轻有为，怎能忘记他父亲的仇恨呢？白公胜为父报仇，是因为大父和叔父都被杀害了。白公发动叛乱并不是为了取代汉朝统治，只是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恨和快意。虽然白公刺杀仇人的手法残忍无比，但这样做并不能解决问题。淮南王虽然小国，但黥布曾经利用过他，汉朝还存在，只是侥幸罢了。擅自使用仇敌的力量来危害国家，从战略上讲是不利的。给予他们民众、财富，这无异于让仇敌成为我们强大的辅助力量。希望陛下三思。” (贾谊向文帝进言说：“淮南王的行为极其悖逆无道，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陛下侥幸地赦免并迁就他，他自己却因愤怒而死，天下的人会如何看待您的做法呢？现在如果把一个罪犯的儿子封为高官，只会让天下人更加背地里说您的坏话。这个人年轻有为，怎能忘记他父亲的仇恨呢？白公胜为父报仇，是因为大父和叔父都被杀害了。白公发动叛乱并不是为了取代汉朝统治，只是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恨和快意。虽然白公刺杀仇人的手法残忍无比，但这样做并不能解决问题。淮南王虽然小国，但黥布曾经利用过他，汉朝还存在，只是侥幸罢了。擅自使用仇敌的力量来危害国家，从战略上讲是不利的。给予他们民众、财富，这无异于让仇敌成为我们强大的辅助力量。希望陛下三思。”)
赏析：
这首诗反映了西汉时期的社会现状和政治动态。诗中的“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表明朝廷对于某些贵族权力的制约，防止其滥用权力。而诗中的“民间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则揭示了当时社会矛盾激化的现实背景。
诗中的“贾谊上疏谏言：‘淮南王悖逆无道，天下谁不知道他的罪行！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大父与叔父也。白公为乱，非欲取国代主，发忿快志，剡手以冲仇人之匈，固为俱靡而已。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不便。予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即疑有专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愿陛下少留计！”**表达了作者对文帝处理淮南王问题的建议和担忧。
这首诗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回顾和现实问题的反映，展现了古代中国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同时，诗中的深刻见解和忧国忧民的情感也体现了作者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