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六月，封上官安为桑乐侯。安日以骄淫，受赐殿中，对宾客言：“与我婿饮，大乐！见其服饰，使人归欲自烧物！”子病死，仰而骂天。其顽悖如此。
罢儋耳、真番郡。秋，大鸿胪广明、军正王平击益州，斩首、捕虏三万馀人，获畜产五万馀头。
谏大夫杜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光纳其言。延年，故御史大夫周之子也。
孝昭皇帝上始元六年（庚子，公元前八一年）
春，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示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桑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于是盐铁之议起焉。
汉武帝与桑乐侯上官安
汉武帝时期，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上官安因骄淫而备受瞩目。他不仅享受着丰厚的赏赐，还对宾客言称：“与我婿饮，大乐！”，其言辞间流露出的傲慢和放纵令人咋舌。然而，命运并未放过这位顽梗之辈，他的子病发之际，竟仰天怒斥苍天，其行为之荒谬无匹。
随着国家的安定与繁荣，汉昭帝在位期间，国家治理亦需兼顾民疾苦与教化的重要性。为此，朝廷多次向有识之士征询意见，强调“示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在这一背景下，谏大夫杜延年提出的见解尤为深刻——国家之大业非一日之功，而应继续秉持节俭之道，顺从天意民心，方能长久稳定。
桑弘羊则对盐铁之议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坚持认为：“此乃国家之大业，足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不可废弃。”两人之间的论战引发了一场关于国家政策方向的重要讨论，也体现了汉朝政治生活中的复杂性及决策的艰难。
在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反映出的是汉武帝与汉昭帝治国理念的根本差异——汉武帝崇尚扩张与奢华，而汉昭帝倾向于稳健与节俭。这种差异不仅影响着国家的长远发展，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以其严谨的编纂风格和详实的历史记录，为后世提供了研究汉代历史的重要资料。通过对这些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与社会变迁，从而汲取历史的教训，指导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