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悦论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秦兵革之后，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后世承业，袭而不革，失时宜矣。若惠、文之世，无所赦之。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奸诈非一；及武帝末年，赋役繁兴，群盗并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无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际，拨乱之后：如此之比，宜为赦矣。
秋，七月，陇西羌彡姐旁种反，诏召丞相韦玄成等入议。是时，岁比不登，朝廷方以为忧，而遭羌变，玄成等漠然，莫有对者。右将军冯奉世曰：“羌虏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时诛，无以威制远蛮，臣愿帅师讨之！”上问用兵之数，对曰：“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往者数不料敌，而师至于折伤，再三发调，则旷日烦费，威武亏矣。今反虏无虑三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丞相、御史、两将军皆以为：“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发万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饥馑，士马羸耗，守战之备久废不简，夷狄有轻边吏之心，而羌首难。今以万人分屯数处，虏见兵少，必不畏惧。战则挫兵病师，守则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见。羌人乘利，诸种并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国之役不得止于四万，非财币所能解也。故少发师而旷日，与一举而疾决，利害相万也。”固争之，不能得。有诏，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将万二千人骑，以将屯为名，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偏裨，到陇西，分屯三处。昌先遣两校尉与羌战，羌虏盛多，皆为所破，杀两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愿益三万六千人，乃足以决事。书奏，天子大为发兵六万馀人。八月，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之。冬，十月，兵毕至陇西，十一月，并进，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馀皆走出塞。兵未决间，汉复发募士万人，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未进，闻羌破而还。诏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
诗句：
资治通鉴 · 卷二十八 · 汉纪二十
译文：
荀悦在《资治通鉴》中写到：“赦免是一种权宜之计，并非常规制度。汉朝建立后，经历了秦朝的战火和混乱之后，社会一片大乱，所以设立了三章之法和大赦令，以清除污浊，与民更始。这是时势所迫。”后来的朝代继承了这些制度，但是却没有进行改革，这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了。如汉惠帝、文帝时期的赦免，没有实施过大规模的赦免；孝景时期七国叛乱，人心不安，奸诈之事频发；到武帝末年，赋役繁重，盗贼横行，再加上太子被害巫蛊之祸的阴影笼罩，使得天下大乱，百姓生活困苦，人心思安。光武帝即位后，拨乱反正，这样的形势，应该大规模地进行赦免。
七月，陇西羌彡姐旁种反叛，朝廷诏令召丞相韦玄成等入朝讨论对策。当时年景不好，朝廷正为此发愁，而羌变却让朝廷更加忧心，玄成等人对此漠不关心，无人敢对答。右将军冯奉世说：“羌虏近在京师附近谋反，如果不趁现在诛杀他们，就无法威服远方的异族，我愿领兵征讨！”皇上询问用兵的数目，奉世回答说：“臣听说善于用兵的人，役使士兵不能超过三次，粮草不能连续三个月储备，因此军队不能持久作战，天意会尽快决定胜负。以往多次不知敌人强弱，结果军队伤亡，多次调遣，耗费时间且浪费钱财，威严减弱。现在叛匪人数约莫是三万，按照法令应当用双倍兵力，那就是六万人。但羌戎只是使用弓矛的士兵，兵器并不精良，可以只用四万人。一个月就可以解决。”丞相、御史和两位将军都认为：“百姓正在休养生息，士兵也疲惫不堪，防守战备很久没有得到更新和训练。夷狄轻视边塞官吏，而羌首起事。如果用一万二千人分散驻守数处，敌军见我军兵力少，必定不会畏惧。这样交战就会挫伤我军士气，防守就会使百姓不得解救，如此一来，我军就会显得胆怯懦弱。羌人乘机获利，各部落都联合起来反抗，互相煽动而起事端，臣担心中原地区的战事无法停止在四万人，这非金钱所能解决。因此少发兵就拖延时间，不如一举成功立即决断，利害相差极大。”坚持争辩，未能得到批准。最后皇上下诏，增加两千人的兵力。于是派奉世带领一万二千人骑着马，以屯田为名，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偏将。到达陇西后，分兵驻守三处。韩昌先派两名校尉与羌人交战，羌虏众多，都被击退，两名校尉被杀。奉世详细上报地形部众多少的计策，希望再增加三万六千人，这样才能决胜千里。奏书呈上后，皇上大为增发兵力六万余人。八月，任命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协助作战。冬，十月，军队全部到达陇西，十一月，同时进击，羌虏彻底溃败，斩首数千级，其余都逃出塞外。在战斗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汉朝又募集了一万士卒，任命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但尚未进军，得知羌人已破的消息便返回京城。皇上下诏解散军队，保留一些士兵屯田，防备要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