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门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陈文子诸侯之贤大夫,皆不足以当之,而独称管仲之仁,岂非以其辅佐齐桓,大济生民乎!齐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盖以非桓公则生民不可得而济也,汉末大乱,群生涂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济也。然则荀彧舍魏武将谁事哉!齐桓之时,周室虽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荀彧佐魏武而兴之,举贤用能,训卒厉兵,决机发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岂在管仲之后乎!管仲不死子纠而荀彧死汉室,其仁复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为“彧之劝魏武取兗州则比之高、光,官渡不令还许则比之楚、汉,及事就功毕,乃欲邀名于汉代,譬之教盗穴墙发匮而不与同挈,得不为盗乎?”臣以为孔子称“文胜质则史”,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则比魏武于高、光、楚、汉者,史氏之文也,岂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贬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为帝,则彧为佐命元功,与萧何同赏矣;彧不利此而利于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

资治通鉴·卷六十六·汉纪五十八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门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陈文子诸侯之贤大夫,皆不足以当之,而独称管仲之仁,岂非以其辅佐齐桓,大济生民乎!

齐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盖以非桓公则生民不可得而济也,汉末大乱,群生涂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济也。然则荀彧舍魏武将谁事哉!

齐桓之时,周室虽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荀彧佐魏武而兴之,举贤用能,训卒厉兵,决机发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岂在管仲之后乎!

管仲不死子纠而荀彧死汉室,其仁复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为“彧之劝魏武取兖州则比之高、光,官渡不令还许则比之楚、汉,及事就功毕,乃欲邀名于汉代,譬之教盗穴墙发匮而不与同挈,得不为盗乎?”臣以为孔子称“文胜质则史”,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则比魏武于高、光、楚、汉者,史氏之文也,岂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贬彧,非其罪矣。

且使魏武为帝,则彧为佐命元功,与萧何同赏矣;彧不利此而利于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

译文:

孔子认为仁德非常重要,即使是像子路、冉求和公西赤那样的普通士兵和官员,也无法达到孔子所说的那种仁德标准,而只有管仲能够做到这一点。难道他不明白辅佐齐桓公、帮助他振兴国家是多么重要的任务吗?齐桓公的行为就像一只狗或猪一样,但管仲并不因此而感到羞耻,反而愿意辅佐他,他的抱负应该是认为如果没有桓公的支持,民众就无法得到救助和恢复。汉朝末年社会动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不是像荀彧这样杰出的人才来拯救,那么局势将会更加糟糕。

荀彧辅佐曹操复兴国家,选拔和使用人才,训练士卒准备战斗,果断决策指挥战争,四次出征取得胜利,最终使得国家由弱转强,政治稳定下来。他的功劳怎么能排在管仲之后呢?管仲没有选择背叛自己的儿子去追随齐国的君主,而荀彧却因为反对曹操自立为帝而选择了自杀,他在仁慈方面确实超越了管仲。然而,杜牧却批评荀彧,认为他是想通过教唆盗贼来窃取财物来出名的人,这是不对的。

孔子曾经说过:“文章胜过本质就是史书。”凡是记录历史的人都会根据事实进行描述。所以将魏武将曹丕比作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以及在官渡之战中阻止曹操撤回到许昌,这些都是史学家们根据事实所做的描述。这些描述是为了突出魏武曹操的伟大成就,而不是说荀彧自己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贬低了荀彧的功绩,那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假设曹操成为了皇帝,那么荀彧就是辅政的功臣,他的地位应该和萧何一样受到奖赏。荀彧之所以不愿意这样做,而是选择牺牲自己来换取名声,这是不符合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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