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俊，幼仁恕，喜佛教，尝请为沙门，不许。及为并州总管，渐好奢侈，违越制度，盛治宫室。俊好内，其妃崔氏，弘度之妹也，性妒，于瓜中进毒，由是得疾，征还京师。上以为奢纵，丁亥，免俊官，以王就第。崔妃以毒王，废绝，赐死于家。左武卫将军刘升谏曰：“秦王非有它过，但费官物，营廨舍而已，臣谓可容。”上曰：“法不可违。”杨素谏曰：“秦王之过，不应至此，愿陛下详之！”上曰：“我是五儿之父，非兆民炎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卒不许。
戊戌，突厥突利可汗来逆女，上舍之太常，教习六礼，妻以宗女安义公主。上欲离间都蓝，故特厚其礼，遣太常卿牛弘、纳言苏威、民部尚书斛律孝卿相继为使。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主持编纂的一部纪传体通史，记录了从周朝至宋朝的近三百年历史。隋文帝杨坚作为本段历史的中心人物，其生平和事件在史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以下是对《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隋纪二》中相关事件的简要分析：
秦王俊：秦王杨俊自幼仁慈宽厚，崇尚佛教，曾请求出家为僧，但未获父同意。成为并州总管后，杨俊开始追求奢侈享受，违背了制度规定，并大规模建设宫殿。杨俊喜好女性生活，王妃崔氏因其性妒而心生毒害之意，最终因中毒导致病情严重，被征召回京。
谏议与反对：左武侯将军刘升进谏说，秦王并非有过失，而是花费国家财物，营建官舍而已，建议宽容处理。然而，杨素却持反对意见，认为杨俊的过失不应至此，甚至建议若非自己，会另外制订天子儿的法令。尽管杨素的建议未被采纳，但他的意见反映了当时对杨俊行为的质疑与批评。
突厥关系处理：突厥突利可汗来访，杨广以太常礼相待，教习六礼，并将宗女安义公主嫁与突厥公主。此举显示了隋文帝处理外交关系的谨慎与策略。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隋纪二》中的这段历史记载了隋文帝杨坚及其子杨俊的一系列行为及其后果。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决策的复杂性和影响深远。通过审慎的治国方式和对外关系的妥善处理，隋文帝展示了其治理国家的才能。同时，也暴露了个人品质、家庭关系和个人喜好如何影响到国家政策和社会稳定的问题。